　　李江涛

　　推进“新型城市化”

　　新型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然而，自实行村民自治以来，由于对村民自治的性质存在模糊认识，有的人误以为，村民自治就是村里的所有事情外人不能干预，而村外的一些人也认为不需要去理会村里的事，自己“搞掂”就可以了。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实规定了外部不能干涉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但是，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地方政府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公共事务，也就是说，农村除了有“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还有“自治范围外”的事务，即公共事务。其中包括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国民教育，等等。这些属于公共治理的范畴，地方政府不仅有权利管治，而且有义务提供公共产品。

　　应当指出的是，在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农村地区，不仅没有足够的公共税收支撑的公共权力，而且也缺乏公共治理所必需的人才资源。这与美国、瑞士等国家的城镇自治格局不同，那里的中产阶级规模庞大，通过就地征收财产税，就可以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而在现阶段，我国的农村地区必须从外部输入资源，才能满足广大农村人口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而不能任其自我循环、自我保障。例如，仅农村保洁一项工作，每个村每年就需要几万、十几万元，治安队伍也需要一大笔经费开支。而在许多经济欠发达的农村，集体收入很难负担这些费用，于是便会出现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现象。更不用说村里学校的各种开支，村干部的工资补贴，对五保户、贫困户的生活保障，以及军烈属的优抚和年长者的补贴，召开村会议的误工费，等等，仅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就需要占用集体收入的很大部分，如果没有外部资源的输入，村民自治的质量就会受影响。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下，资源配置往往以城市为重点，较少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未能全区域覆盖，农村地区的公共治理较少，水平偏低，甚至存在缺项。需要强调的是，村民自治不是放任不管，也不是卸包袱，更不是排斥公共治理。现在是需要形成广泛共识的时候了。城乡一体化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路，坚持以人为本，即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为此，在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上，应坚持“权力下放，资源下沉，重心下移”的思路。第一，公共服务对象必须是全区域人口，在编制工作计划和设立目标时，要把农村都涵盖进来；第二，编制财政预算要安排农村公共治理的开支，各职能部门的经费要适度向农村倾斜，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第三，要通盘考虑公共治理的人才配备，通过村官招聘、干部挂职、领导蹲点等方式，加大对农村的人才输入。同时，要动员有专业素养的志愿者队伍，深入农村社区为村民提供农村科技、法律援助、心理咨询、创业指导等方面的服务；第四，帮助和指导村民自治依法进行，提高自治水平和民主质量。

　　（作者是广州市社科院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