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咸平杨瑞辉著

　　东方出版社

　　司马迁直接影响了亚当斯密吗

　　由于司马迁和亚当斯密的观点如此相近，人们也就很自然地会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还有更密切、更直接的联系呢？

　　亚当斯密曾于1766年2月至11月作为巴克勒奇公爵（Buccleuch）的家庭教师访问巴黎。作为《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和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朋友，亚当斯密被热情地邀请去参加了重农主义者和杜尔哥的学术沙龙。在当时，杜尔哥是重农学派之集大成者，我们相信他其后提出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是受了重农学派源自中国的“自然秩序”的影响。而斯密的作品也为重农主义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派建立起了联系的桥梁，在给拉罗什富科的一封信中，亚当斯密在提到杜尔哥时说道：“尽管我很高兴能认识他，也很自豪能与他建立友谊并赢得他的尊重，但是我绝对没有值得他这样错爱的相应能力和水平。”

　　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出版于1766年11月，所以杜尔哥在款待亚当斯密的时候，他一定还正在写这本书。事实上，伦德伯格（Lundberg）就推测亚当斯密也许就是《考察》一书的英文翻译者。这些证据都表明亚当斯密与杜尔哥的《考察》一书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与我们的主题并没有直接联系。和我们主题关系密切的是，与亚当斯密同时来到巴黎的那两个中国访问者，是最早激励杜尔哥写作《考察》的人！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杜尔哥向两个中国学生高丽殊和杨德旺讲解中国经济问题的同时，他们之间的互动激励了杜尔哥撰写《考察》一书。而且这段期间杜尔哥也和亚当斯密过从甚密，以至于一些学者还推测亚当斯密剽窃了《考察》中的一些观点，或者推测他曾参加过将该书翻译成英文版的工作。

　　我们认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中国人都会很熟悉司马迁的经典著作《史记》。在高、杨和杜尔哥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当他们发现杜尔哥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和司马迁的中心观点如此相近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探讨司马迁的相关经济论述。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性，另外的可能性是杜尔哥的无为而治思想来自于重农学派“自然秩序”的传承。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富论》从来没有如同司马迁般地谈到价格问题。当然亚当斯密不谈价格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价格问题实在太过复杂。至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迁的观点很有可能是通过杜尔哥传播到亚当斯密那里的。但是亚当斯密和那两位中国人不可能有直接的个人联系，因为他们两个在亚当斯密到达巴黎之前的1765年就离开了法国。而斯密在图卢兹（Toulouse）开始写作《国富论》是在此一年半以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