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如何确保本该被“降低”的官员代表，不会打着其他身份的旗号，再重新返回代表行列。

　　3月8日，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草案明确提出了“两升一降”——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比例要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较大幅度增加，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

　　人大代表应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但现在的代表构成却不尽合理，一个明显表现就是领导干部和企业领导的代表比例偏高，来自农村、企业一线的基层代表太少。有统计显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官员公务员代表占到了八成以上，以致有人说人民代表大会变成了“干部会”。因而，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以来，全国人大首次明确提出降低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很值得期待。

　　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不超过3000人，官员代表的过多必然挤占其他阶层代表的名额。而更关键的是，人大代表在行使国家权力之外，还要担负监督“一府二院”的工作。很多官员代表本身就是“一府二院”的工作人员，大多数还担任着领导，这必然使人大监督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本来监督应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监督，官员作为人大代表，现在却要履行代表职责，监督自己，这显然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削弱了代表的参政议政职能。

　　官员代表减少的名额分配给谁？“草案”明确提出“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与农民工代表要增加，这当是人民代表“代表人民”的理性回归。然而，由于基层代表底数实在太低，“草案”提出农民工代表“大幅增加”，基层代表“有所上升”，究竟增加多少才是“大幅增加”，才是“有所上升”，希望结果不会让公众失望。

　　当然，有人或许会担心农民工代表和基层代表参政议政能力相对较低，大幅增加会否浪费资源？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其一，基层代表、农民工代表与官员代表相比，更了解自己的群体，因而担心的不应是他们的议案质量，而是能否引起关注；其二，任何人的参政议政能力都不是天生的，给基层代表和农民工代表们足够的机会，他们的参政议政能力就一定能提高。

　　真正值得担心的当是：一方面，如何确保降低的官员代表，不会打着其他身份的旗号，再重新返回代表行列；另一方面，又该如何按67万人分配1名代表的比例，来选出基层代表和农民工代表。一些地方曾经把领导干部乔装改扮成“知识分子”，“变身”后再当选人大代表，如此比例虽然降了，实际上仍是官员代表。如何防范，应有对策。而67万人分配1名代表是按照户籍比例，还是常住人口比例？如若按户籍比例，又该如何选出农民工代表？此外，企业领导会否冒充工人，农民企业家会否冒充农民，抢占基层代表的名额，这些都应有具体的考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两升一降”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