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尊重和保障人权进入传统上偏重于打击犯罪的刑诉法立法视野，标志着刑诉法1996年确立无罪推定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理念变化。

　　昨天提交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吸引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如若顺利通过，将意味着2004年人权入宪以来，我国部门法中第一次有了人权条款。

　　从谈人权色变到专门的人权白皮书问世，从人权入宪到刑诉法修改中的人权条款，中国在人权领域可谓走过了一段艰辛而又充满成就的道路。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进入传统上偏重于打击犯罪的刑诉法立法视野，其意义绝不止于对宪法原则的贯彻，而是标志着刑诉法1996年确立无罪推定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变化。

　　在一些人的认知中，犯罪分子似乎是没有人权的，所以，以确保国家有效打击犯罪为重心的刑诉法，很难想象存在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然而社会的发展让我们逐渐懂得，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恰是有效避免公民不被无辜追诉的重要前提。这种建立在公民权利与嫌疑人甚至犯罪人权利之间的关联，让现代刑诉法的价值发生重大转向，在打击犯罪的公权与私权配置上，逐渐向公民权利倾斜。

　　当然，人权条款只是一种宏观上的理念，其落地生根还须在立法细节上，用人权标准去衡量每一次的权力与权利配置，草案诸如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的规定等，进步明显；但同时如“无法通知”家属的情形，也很难杜绝不良执法观念下的滥用冲动。如何在执法者头脑中树立正确的人权观念，防止像无罪推定原则一样出现部分规避的问题，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