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川澜

　　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六十三段“稀有的事”写：“无论是男人和女人，还是师徒，就是交契很深的，也很难圆满到末了的。”

　　教书有些年头了，学生都是非我族类，因为有语言这个天然屏障，倒是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还不至于交契太深有时反而变得疏远。然而要说有圆满的关系，也实在不多。自己也很少问候自己中小学时候的老师，就连同在一个大学的导师，唉，也很惭愧，都是极少联系的。所以学生毕业离开后，偶尔写张新年卡，或者发来一个电子邮件，那对我而言，这就算是圆满的师生关系了。

　　平时都是集体上课，跟学生单独接触最频繁的时候是春夏的论文季节。这个时候学生要选择自己的论文导师，作为导师的义务就是指导学生用中文撰写一份合格的毕业论文，如此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学生。

　　有个日本学生，从查资料到论文格式，如何写作一窍不通。我只好每周和他见面数次，甚至用自己的借书卡帮他从图书馆借出资料，因为他在大学呆了四年，从来不知道图书馆为何物，而这样的留学生为数甚多。只好耳提面命，从教他确定论文题目、论点和大纲开始，然后每天一个电子邮件督促他的进程。如此改了七八遍，终于，据他说，从来没有这么勤奋过，还掉了几公斤体重以后，论文算是通过了。答辩结束，向我深鞠躬，自此音信杳然。唉，我只希望，有这么一段经验，他能改掉懒惰拖延的毛病，对我的人生而言，也算是有了“育人”之功了。

　　有时也能遇上让人惊喜的学生。有个新加坡的华裔学生，本来中文就好，选择了一个新加坡华侨会馆的论文题目，每日花七八个小时在查阅资料和写作上，完全不要老师操心，最后交上了一份五万多字，几乎可以作为硕士论文的毕业论文上来。答辩的时候侃侃而谈，旁征博引，老师们都深为叹服：从写作过程到结论，不仅对其他同学，对我们都是一种教育。这样的学生自然毕业以后也会和老师联系，后来听说她在当地的中文学校找到了工作。

　　比较神奇的是一位法国学生。他选择了一个难度很高的题目，研究清朝的荆州的治水政策，自己去省图复印了清朝时的县志，还跑到当地去搞田野调查，完全秉承了法兰西年鉴学派的实证风格。清朝的官方文件对他而言古奥难解，毕竟句读就是个难事，因此我将论文初稿中的句读改通顺后，和他交换意见。结果他坚决反对我的断句，和我激辩――果然是有欧陆好辩哲学的传统。论文通过后，他即刻消失，连礼貌性的谢词也没有，我忍不住在博客上抱怨了两句。没想到这个善于搜集资料的学生看到了，给我写了邮件：我看到了你的抱怨。我只是再去那个地方查资料了，回国后我还要继续研究，本来打算回来后再和你讨论的。

　　当然，这个以误解开始的师生关系很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