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王封

　　今年两会期间,随着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费被热议,价格不菲的茅台酒也被卷入其中。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3月7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采购和市场销售都是市场行为,政府部门和个人都是消费群体的一部分,有些单位和社会成员需要购买茅台酒,我认为无可非议,不要把茅台酒和公款消费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贵州省副省长慕德贵也说,“三公”消费一定要控制住,但“三公”消费高不是茅台的错。

　　为官一任,自然力求造福一方,在两会这个平台上对所代表的利益诉求予以不同程度的表达,乃是责任担当,无可厚非。众所周知,茅台对经济并不发达的贵州举足轻重,2011年,茅台集团销售收入240多亿元,上交税费94亿多元,在贵州财政收入中占到了7%以上。

　　其实,在去年的全国两会期间,贵州省长也就茅台酒的涨价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只是,这一次暴风雨来得更加迅猛剧烈,有人大代表建议控制茅台酒过快涨价,甚至有政协委员还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在人民网两会网络调查中,53.6%的受访者认同“在公款消费中明确禁止喝茅台”的建议。

　　作为中国白酒的知名品牌,茅台价格十年涨了6倍多,为外界广泛诟病。原因很简单,如今一瓶2000块钱左右的飞天茅台,寻常百姓家的餐桌是难得一见的。这茅台酒到底都让谁喝了呢?不用做太深入的调查,大家都对此心知肚明。

　　但是,若说完全是公款吃喝拉高了茅台酒的价格也有失公允。众所周知,茅台酒生产周期长,年产量并不高,长期以来处于供不应求的境地,物以稀为贵,加上不少人还把买茅台酒作为一种投资渠道,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市场定价急剧攀升。因此,一瓶难求的茅台酒被传说为奢侈品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天价的茅台酒跻身政府采购目录,成了公款消费品,难免要背负上外界的指摘和攻击。

　　假如像外界呼吁的那样,让茅台酒退出政府采购领域,就能让公款吃喝的费用降下来吗?栗战书对此说得很实在,“不上茅台酒也会上拉菲,一瓶进口的拉菲,会比茅台酒贵得多。上一碗鲍鱼多少钱,上一碗鱼翅多少钱?”

　　最近几年,国家在限制“三公”支出方面采取了不少办法,收效明显,公款出国和公车消费的支出基本没有明显增长,公务用车购车经费甚至有所下降。但对于公款吃喝方面,似乎还没有太好的措施和制度来治理“嘴上腐败”。把遏制公款吃喝的板子打在茅台身上,这也凸显了公众的焦虑和无奈。其实,千夫所指、人人喊打的不是茅台,而是铺张浪费的公款吃喝。

　　有道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处于风口浪尖的茅台如果感觉自己比窦娥还要冤,不妨自信一把,自行退出政府采购目录,在检验自身市场魅力、号召力的同时,验证一下到底是谁拉高了公款吃喝等“三公”消费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