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是一个工人、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国学习，这就无可非议。因为他是一个官员，把子女送出国了，就要受到非议，这是不公平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应戴有色眼镜看干部子女。

　　在当下这个极易将某个群体“标签化”的社会里，公众会习惯性地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干部子女这是事实，问题是，谁给公众戴上了有色眼镜呢？

　　从近年来媒体披露的反腐情况看，公众已经总结出了一条“规律”，但凡有贪官外逃，基本路径都是先选择把子女或家属送出国，然后自己裸身做官，时机成熟或者风头不妙就拔腿溜走。庞家钰是这样的，杨湘洪也是这样的。

　　当然，在子女出国的干部群体中，先把子女送出国然后自己在国内裸身做官的毕竟是少数。对于绝大多数送子女出国的官员来说，目的各异。几年前，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仁善曾做过分析，官员干部送子女出国留学主要有几种类型：望子成龙型、互相攀比型、招财进宝型、转移赃款型、为出逃铺路型。这其中，后三种出国留学的类型多于官员贪污受贿有关。比如招财进宝型，一些手握权力的人以子女留学为借口，暗示他人送钱送物，达到“创收”目的。大贪官毕玉玺的儿子在英国留学既是毕玉玺敛财的原因，也是其敛财的主要借口。

　　如果说公众确实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官员子女出国留学，那么正是因为有这些伤害了国家集体利益的贪官在，公众才不得不戴上有色眼镜看待官员子女出国留学。有色眼镜不是公众主动戴上的，而是官员为公众戴上的。

　　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来讲，谁都可以出国，这不能因人的身份差异而有所差别；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现实的案例总能让人从官员子女出国中联想到腐败。如何消除公众的这种“负面想象”，最根本的办法恐怕就是官员财产公开了。官员财产公开了，公众大抵能够清楚你的收入是否能够支付子女出国的费用，如果完全能够支付，那说明子女出国留学是清白的；如果不能支付，那必须说明子女出国留学的费用到底是哪里来的。官员财产一日不公开，公众对官员子女出国的负面想象就不可能彻底消除。

　　退一步讲，如果说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还不成熟，那么我们就必须应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推广官员亲属子女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这项制度若能坚定实施，对那些企图借为子女提供巨额学费之名，暗度陈仓、转移赃款、预备出逃的贪官们，也将是个有力打击。

　　说到这里也就不难明白，公众为什么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出国留学的官员子女们，说到底还是因为公众的眼睛上蒙着“监督不彻底”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