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市场经济需要更多像科比一样能成为主力的民企，而不是由国企一直充当着核心球员。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将国企与NBA的明星球员科比相提并论，引来很大争论。他在回应“国进民退”争议时提到，“国企和民企这是组成了一个中国代表队，就像美国篮球一样，湖人能缺了科比吗？没有鲁冠球能有一汽二汽吗？没有河北160多家民营企业做配套能有东风企业吗？”他还提出，大企业背后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因此，国企和民企不是对立的。

　　有人认为，科比与国企的最大区别在于“科比又不是裁判的长子”。还有人调侃：“科比运球时，没有禁止别人抢球；科比投篮时，没有禁止别人盖帽，而这些问题国有企业却全有”。

　　“科比论”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国企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处于重要位置，而民营企业像是那些为东风企业提供配套设施的企业。这样的观点早已落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宪法最早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1999年的重大修订则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条款的变化很清楚表明，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不是处于从属地位。当时的修宪被认为是我国社会经济上的重大变革，也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奠定重要基础。

　　十几年前，有一种说法是，要增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就要拥有一些举重轻重的企业。比如日本有六个大型企业集团，而韩国拥有十个大型商业企业集团。因此，我国需要扶持一些大型企业组成国际“舰队”。“科比论”其实还是“舰队论”——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旗舰，民营企业为辅，打造一个体现国家竞争力的团队。

　　时移境迁，今天，“舰队论”已经过时。如韩国的“大企业政策”，便让韩国民众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吃尽苦头。韩国大商社的模式一度被认为是韩国经济奇迹的源头。在国有控股银行的鼎力支持下，这些大商社疯狂地对内及对外扩张。大商社在国内拥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也在国际市场上占领了大量的“地盘”。遗憾的是，在预算软约束之下，大商社的净资产负债率出奇的高。今天韩国对大商社模式的弊端已心中有数。

　　诚然，面对不同的竞争领域，国企和民企不是对立关系，但国有企业的一味壮大不仅威胁着民营经济的发展，还从根本上威胁到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实际竞争力并不强；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消耗大量的金融资源，而民营经济却在市场浪潮中艰难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