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保“真改革”，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确规范好政府什么时候应该在场，什么时候不必插手；只有通过法治建设的推进，权力规范化运行才可能实现。

　　据广东电视台报道，在广东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就“体制改革”问题展开了一段有趣的讨论。钟南山在发言时提到，广东各种社会组织有3万多个，其中大部分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政府该管的和不该管的不太搞得清楚。想要调动社会组织积极性，不做体制改革，很难做到。”汪洋坦言，目前政府放权需要跳出部门利益，而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会触及现有的法律法规，因此希望能得到更高层面的支持。

　　这段深入而实在的问答，真切地点出了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化将面对的障碍，不仅可能来自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及附属于这一结构下的利益格局，还可能来自政府部门本身。

　　应该看到，政府部门在改革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的进程，本来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主导式改革与民间自发式改革共同叠加，在过去创造出了极大的改革效益，并带来了今天的巨大变化。

　　政府和民间力量，都是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

　　但也要看到，由于政府部门拥有强大的资源，“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的现象在各个管理环节都不罕见。比如，城乡规划作为地方建设中的重大事项，往往行政权力说了算，而违背了提请民意机关审议的程序，不少城市在开发过程中引发的争议，其根源即在于此；又如，在价格领域，要么干涉过多，要么疏于监管，致使部门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失去应有的权衡；在社会管理上，也存在同样问题，一个“控烟”计划，都可能因为存在利益博弈而难以完全落地。

　　成熟的市场环境，一定是对政府部门利益划定边界的环境；健全的法治社会，一定是对政府部门利益保持警觉的社会。如果公权力总是能够轻易找到利益空间，而不能得到“合宪性控制”，那么公众利益就可能总是处于容易被挤占的地位，而理应推动的更深层面的改革，也可能面临要么只是蜻蜓点水、要么夭折的风险。

　　确保政府部门跳出自身利益的考量，确保“真改革”，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确规范好政府什么时候应该在场，什么时候不必插手。在许多市场，要不要一定搞审批制？在许多社会服务领域，能不能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从经营者角色中脱身出来？尊重民间自发性力量及形成的秩序，只做法治环境的维护者，既可减少巨额行政成本，还可以进一步激发社会力量，从而实现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