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3月5日，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句话，让许多代表忍不住欣喜地做了醒目的标记。

　　4%，已成中国教育界最熟悉的数字，也成了一个心结。历时近20年，教育“追4”路程坎坷而漫长。如果，1993年有家长抱着新生婴儿，读到新鲜出炉的《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把国家首次承诺在到90年代中期或“本世纪末”实现4%的教育投入当成一枚即将到嘴的苹果而无比欣喜的话，那么，这名婴儿已然成年，高中也毕了业的2012年，他终于摘到了这枚甜美的“苹果”。

　　作为国际通用标准，这枚“苹果”标志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教育投入一直低于3％。80年代末，国家教委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这个比例在90年代中期或到2000年应达到发展中国家4％的水平”。然而，直到2011年为止，这个数字从未突破3.5%。

　　对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来说，一项上升到国家层面、关乎每一个家庭的财政安排，何以要蹒跚19年之久？

　　首先，中国经济起飞，各处都陷在“投入饥渴”中，而在一些地方政府手里，教育投入常常就是最软的那个柿子，在高企的“GDP情结”左右下，教育不得不成了“剩余财政”，且政府账本多半打着闷包，教育投入多了还是少了，无人监督，更无人问责。其次，国家的财税体制、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关系没有理顺，最高决策层下了决心，但财税体制、机制的改革迟迟难以到位，使教育投入的占比徘徊不前。这些年国家一直在做清淤活血的工作，以“四两拨千斤”调动地方教育投入的积极性，这自然需要一个过程。第三，中国经济恰恰在这20年中一飞冲天，GDP的“蛋糕”越做越大，看似小小的“4%”，其体量也随之大幅膨胀，加大了践诺的难度。

　　“追4”的艰难，让我们深刻洞悉了振兴中国教育的阻力之巨、难度之大。而“追4”越来越成为舆论关注焦点，也体现了国人对教育的关注之切、期望之殷。

　　而今，4%终于怦然落地，本届政府排除万难，践行承诺，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终于“还上这一个欠账”。“追4”梦圆，从过程之坎坷、历时之漫长、意义之深远来看，堪称一次中国教育的“嫦娥奔月”。这份沉重的践诺，不但树立了政府信誉，也让中国教育这只大碗渐次丰盈，国家在解决基础教育的均等化、农村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等国民反映强烈的问题时，也有了底气和从容。毕竟，在GDP基数庞大的今天，4%不是一个小数目。

　　需要提醒的是，要让教育投入这枚“苹果”不光在国家层面，也在各地稳稳落地，还有无形阻力，必要时得启动问责机制，才能确保实现。中国教育最需要的还不仅仅是钱，更是制度改革的思路和勇气。

　　还要看到，在我们即将吃到“4%”这枚“苹果”时，别人已经摘了更大更甜的“苹果”：美国1999年的教育投入已达7%，近邻印度2003年的教育投入也达到5%。我们欣慰之余，还得加快培育下一枚“苹果”……

　　（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