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教育部的“高考方案”将在上半年出台,其中会涉及相关“异地高考”的原则。各地将依照教育部的“高考方案”,提出具体实施办法,要在年底前出台有关允许“异地高考”的时间表。

　　主管部门如此紧锣密鼓地推进“异地高考”的改革进程,对于为数众多的“随迁子女”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杜玉波同时又表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

　　据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各地“随迁子女”数以千万计,仅在北京一地便超过了40万。如果按照现有的政策,这些孩子中的绝大多数在面临高考时,都会因本地户籍限制,需要迁回老家参加考试。形势所迫之下,一些家长不得不放下工作,回原籍陪着孩子接受教育参加高考。人力物力上的耗费,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很多回迁的考生在转校之后,骤然失去了熟悉的学习生活氛围,心态受到严重影响,导致成绩大幅退步。

　　一些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拼多年的外地人,通过自己辛勤的努力创下自己的事业,也为城市的发展进步贡献了力量,但令他们无法接受的是,尽管他们的个人能力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但户籍却成了撕不掉的身份标签,甚至成为影响下一代成长与进步的壁垒。“随迁子女”的家长和拥有当地户籍的居民同样工作、同样交税,孩子也跟当地的孩子同样上学、同样成长,但在面临对人生具有重大意义的高考时,作为外地人的他们,却只能和这座熟悉的城市分道扬镳,重新规划未来。

　　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是高考的价值所在,但严格的户籍限制显然让考生站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由于各地考生水平的差异,一些由京沪返回原籍的“随迁子女”,可能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甚至需要比本地户口的同学们付出加倍的辛苦和努力。

　　实际上,影响“异地高考”改革的那些“不能碰的问题”,还是根深蒂固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而所谓”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本质上是在现行的制度下,这些考生通过户籍壁垒取得的一种特权,是一种有违公平的权益。

　　多年来,教育专家、“随迁子女”家长呼吁“异地高考”改革的事情一直在做,但除了山东省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之外,各地的实质性突破并不多。改革应当有足够的诚意和勇气,更多地为利益受损的弱者争取权益,而不应总是试图维系既得利益者的权益。没有针对事实进行关键性的突破,很多措施很可能最终流于形式,口惠而实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