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4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有关异地高考的问题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各地政府将根据自己情况决定实现允许异地高考的最后实现年限。（3月5日《新京报》）

　　有时候平权与赋权就是这么个痛快而纠结的过程：譬如异地高考，不改革、不推进，确实对流动家庭的子女不公平；但如果彻底放开，在教育资源配置事实上已然失衡的当下，确实又会灼伤城市考生的合理权益。教育部的想法是要以“老好人”的姿态平稳推进，因此选择了“既…又…”的句式――但对于敏感的民意来说，“京沪考生权益”又是个百味杂陈的话题。

　　作为曾经的基层教育者，笔者以为“保护京沪考生权益”并不是多么尴尬的提法：一者，表面看，京沪考生在绝对分数相对弱势的情况下，能挤进优质高校，似乎就是占了“户籍”的光，但事实上，更多基层学校“疯狂式”填鸭教育，是以3年的时间完成了5年左右的教学量，换言之，让所有学校和京沪高中一样开设课程、站在同一个过程的起点上，你看所谓“高考优势”还能保存几何――那么，以不公平的偷跑过程来要求结果上的绝对公平，逻辑上何以理直气壮？二者，古往今来，先赋的差距客观存在，譬如芝加哥贫民窟的小孩与比洛杉矶比佛利山庄的儿童所享受的后天权利也是有悬殊的，公共政策的善意，不在于立时抹平各种客观上的不平等，而在于不断修弥这种断裂，尤其是要让底层群体拥有实现梦想与向上流动的机会――譬如京沪考生，令其与其他地区考生“同起同坐”，恐怕又会制造新的不平等，那么，在做大蛋糕的前提下，渐进分好蛋糕，比一步到位的混乱更符合公共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护全国考生权益与维护“京沪考生权益”并不是一个“鱼与熊掌”式的选择题。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已有2.6亿流动人口，其背后对应着5800万留守儿童和2700万随迁子女。随着户籍藩篱逐渐被制度破解，父母迁徙带来的子女高考难题更为突出。教育部关注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也是大势所趋。然而，就更广大考生的权益层面出发，真要做好“异地高考”的工作，有几个细节亟待厘清：一是“异地高考”缺的不是地方新政、而是顶层设计，尤其是在“城市承载能力”这个很难定量的说法之下，“异地高考”政策会不会步入“楼市调控目标”或各部委“三公”公开的后尘――这个问题恐怕还很难说；二是温总理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2012年要继续“促进房价合理回归”，然而，“异地高考”政策必然要对父母情况作出限定，尽管各地可能语出多门，但基本一条必是共通的，就是家长“常住”的年份――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工作上的“常驻”、二是住所上的“常住”，尤其是对后者来说，在廉租房数量有限的背景下，商品房自然就带有“高考学区房”的意思，又如果京沪等优质高等教育城市的商品房都能成为“高考学区房”，则2012“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会遭遇新的逆转之难。

　　“京沪考生权益”要保护，全国考生利益更要兑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异地高考”是山东版还是江苏版，而是地方新政如何真正集纳民意、保障公民权益的“通存通兑”性，在绕不开的一个又一个难题面前，新政起码要保证不至于为权钱寻租提供新的“磨合点”。(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