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常委、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1995年曾被公推为同济大学校长。可惜，这种推举方式并没能得到坚持和深化，相反，任命成了主要方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空降校长”，早已司空见惯。结果，按现在的校长产生方式，校长成不了教育家，教育家也成不了校长。（3月4日《中国青年报》）

　　尽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公选校长就是应有之义；尽管，今年初教育部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改革试点工作已在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两所大学展开，但是，迄今为止，“公选”的主持部门仍是政府部门，而不是以大学内部师生代表为主体组成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并设置了难脱“行政化”窠臼的行政资历要求，这就与建立现代化大学制度的目标要求不相适应，这项改革只不过是小打小闹，并不彻底。

　　现在，人们面对“空降”校长手足无措无能为力。由于师生们事先对其教育理念、治校经验、治学水平、发展目标等并不知晓，只能任其施展，即使发现新校长不胜任，师生们也无可奈何。而且这样的“空降”校长，除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干部，到了一定的年龄无法晋级才经常被“空降”到学校担任领导，更有地方其他官员普遍“转行”到学校任职，这种制度安排根本不是从教育出发，而是从安排官员的角度出发，试问：“教育家”从何而来？人民满意的教育从何而来？

　　笔者曾写过《“官僚”之下无教育》的小文，认为，当大学校长已经变成官僚，这样的校长，要想成为教育大家梅贻琦先生眼里“校长，其实就是给师生搬凳子的人”，何其难也。大学如此，中小学又如何呢?不争的事实是，如今的教育局长大多不是教师出身，而是从平级官僚中“空降”而来，这些人本身就已经八面玲珑，很会对上负责，自认为官道一样官理一样，却不知道教育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官僚局长之下的校长，其“天生”的官僚习气，也就可想而知。请问：一个不做“教育家之梦”的校长，又怎么能够带领师生回答“钱学森之问”？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春时早在10多年前就提交提案要求公选大学校长，可是迄今为止这种改革步履维艰。3月3日，记者采访前来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师大党委书记盛连喜教授，他竟然称上级部门有规定，不允许学校擅自谈论此事，所以也就不能发表意见。由此，不难想象，要想制止“空降”校长，简直就像白日做梦，也像一盆冷水，浇灭了那个比天还大的“钱学森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