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认为应修改《婚姻法》关于“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的规定，建议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周岁。她表示，现行法定婚龄导致“剩男剩女”、高龄产妇、未婚同居等现象不断增多。（3月3日《广州日报》）

　　剩男剩女、未婚同居、虚报年龄、高龄产妇、高危妊娠，等等，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真的都与《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过高”有关吗？降低结婚年龄，这些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吗？

　　显然，这是异想天开，想当然。至少，没有对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过认真的调查、分析和思考。

　　我们承认，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关键在于，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造成的，而是某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婚姻问题上的反映。

　　就剩男剩女而言，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进入这一行列的，大多是白领和文化层次、职业追求、个人成就要求比较的。因为，面对竞争的日趋激烈，他们选择了“先立业、后成家”。当他们认识到组成家庭也很重要时，也就成了“剩男剩女”了。将之归罪于《婚姻法》，显然是不合适、不公平的。

　　未婚同居，虽然从道德和法律层面来看，都是不恰当、不合适的，但是，它与《婚姻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就算《婚姻法》将结婚年龄调低到18周岁，未婚同居现象也决不会消失。因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与社会环境、个人素养有关，与每个人对待婚姻和个人尊严的态度有关。有的人，恋爱多少年都不会同居，有的人，认识几天就会同居。

　　至于黄代表提到的农村“未婚同居”现象比较普遍，就更加反映了社会环境和个人素养对婚姻问题的影响。因为，从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凡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此类现象就比较少。反之，则比较多。相反，如果农村也能象城市一样，有很多创业的空间，有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年轻人沟通交流的场所，还会出现类似现象吗？把这一切也归罪于《婚姻法》，岂不是“欲加之罪”？

　　而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结婚就意味着“家”的诞生，有“家”就必须有“房”。在房价已经上涨到令8成家庭买不起房的情况下，降低《婚姻法》的结婚年龄，就等于加重年轻人及其父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要知道，18周岁，大多是读书的年龄，不仅没有收入，连上学的费用也要父母来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结婚，就等于把父母“逼”上了绝路。更重要的，假如再怀孕生子，学校该不该给学生以产假呢？

　　所以，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在中国并不合适，至少，在目前的条件下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