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湘潭市政府在《湘潭日报》以及湘潭门户网站上公布了36个市直部门共508名领导干部联系方式，但短短半天后，网站竟迅速删除了相关信息，引发社会质疑。湘潭市政府部门的有关知情人士向民众解释道：“有领导说在报纸上公开就行，网上就不要搞了，怕外地不相干的人看到了，乱打干部们的电话。”（3月1日《法制日报》）

　　如今，地方政府公开领导干部的电话不再是新鲜现象，公众的心理从激动到坦然视之。如果说，几年前，仇和就任昆明市委书记时因为在当地报纸上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一时导致“昆明纸贵”，背后是民众强烈的知情渴望。那么历经年月，伴随着社会信息公开的整体性推进，公众已经越来越认可了这样的常识：公布领导电话是一种积极的官民互动。正因为如此，湘潭市的“静悄悄地撤下”就愈加令人不解，与意气难平。

　　一场本意为展现政府透明度的电话公开行动，为何最终“犹抱琵琶半遮面”？表面上是当地政府“准备不足”。我并不否定，湘潭公布本地干部电话的举动是有着发轫善意的，但它多半是当作一起权力的自律举动来对待的：看，权力者是可亲近的。只是公开行动的当事者可能也未曾预料到：在一个经由网络扩张了公众知情渠道的年代里，公开会带来如此多的电话甚至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此之下，自然会撤下相关的网络信息，因为它正如“有关知情人士”所说：“乱打电话，太麻烦了。”

　　一话太麻烦了，太令人莫名惊诧，但在一个不制衡的对话机制下，它又是“顺理成章”的。从本质上说，地方政府公布领导电话，是试图建立一种对话机制，给予公众无障碍的沟通想象。但，置于现实中，基于行政环节的繁琐，以及层级式办事程序的割裂，官民之间的对话并不那么容易，某些棘手的民生问题也难以短时间内解决。公开领导电话的积极意义只在于，它构建起了官民“平等对话”的基础和条件，助推“人治”下的难题解决。不过，这种“主动”公开也有着致命的缺陷：因为是主动的，所以难免是单向度的。

　　单向度即意味着其是绕开监督权的。换而言之，政府部门主动式的电话公开没有任何外在压力，是完全受支配于行政自觉。

　　本来，公开不是施舍，政府和民众之间本应达到有效的沟通和互动，这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它须依仗于更均衡与有压力的对话机制来实现。

　　王聃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