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黄道炫

　　定价：49元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远东乃至世界格局是一个重大挑战。

　　就苏俄而言，日本威胁已十分现实，尽力防止其北进成为苏俄重要战略利益。在此背景下，苏俄极力防止刺激日本。中苏两国出于战略利益的需要，开始明显表现出接近势头。

　　1931年7月初，万宝山事件刚发生时，苏俄即通过莫德惠向南京政府提议恢复邦交，南京政府虽屡经讨论，终以双方意识形态差异，拒绝苏方提议。

　　1932年6月6日，国民党决定与苏俄进行复交的秘密谈判。12月12日，中苏双方互换照会，宣布自即日起，正式恢复正常的外交与领事关系。

　　苏俄对南京政府态度的变化，不可能不导致其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调整。虽然在南京政府坚持武力“剿共”的前提下，中共与南京方面的武力对抗之路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微调的迹象其实已经在逐渐显露。

　　1934年3月，当苏区中央提出“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王明参加的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作出决定：“认为他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能医治时，他才可以来苏联。”

　　此前，即1933年12月底，王明在莫斯科与即将回国的中共干部谈话时，批评滥用机会主义帽子对待干部，“大家都骇怕，因此压杀了同志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王明的态度，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毛泽东的作用。远在莫斯科的王明既不会感到毛泽东的潜在威胁，也不需要通过批评前任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因此，他可以以平静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

　　当时苏区的情况如何呢？

　　从毛泽东当年调查细致、数据详尽的《寻乌调查》看，当时寻乌全县农村人口成分是：大地主占0.045%，中地主占0.4%，小地主占3%，富农占4%，中农占18.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农占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40%，地主占30%，农民占30%。这一调查结论和更广泛的调查数据对照看，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在1920年至194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描述中，地主、富农和贫雇农作为社会对立的两极，往往受到充分的重视，而在这两极间的一个庞大社会阶层中农却常常遭到忽视。其实，当时的调查材料反映出中农在农村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

　　从多项调查看，中农人口和占地比例在农村通常是最大的阶层，一般达到当地农村的30%左右。一般而言，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中农比例较高，而在相对贫穷、落后地区，中农比例要低一些。苏区由于多处山区，经济相对落后，中农较之社会平均指标要低一些，但仍占相当比例。苏维埃革命时期的话语中，中农一直是联合的对象，但对贫雇农的信任度当然要高于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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