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官二代”的身份标签被证为“莫须有”，药家鑫之案成为社会反思的一个痛点。无数人追问：为什么当初理性的分析无人理睬，诸如家庭背景的各种揣测却受人热捧？为什么最初自信满满的“舆论正义”，却演变为伤及无辜的“舆论乱象”？

　　这起事件也把新媒体时代的舆论课题放在我们面前：如何消除越来越多的“偏激共振”，实现舆论场上的“理性共鸣”？

　　传播学研究发现，身处舆论场的个体容易有这样的倾向：部分人较为偏激的观点，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强化，甚至走向极端，变为群体极化中负面观点的集体宣泄，从而形成与“沉默的螺旋”相对应的“偏激共振”现象。

　　这种现象，在新媒体类聚化特征与网民年轻化倾向的共同作用下，更容易被诱发并加剧。网络环境的人以群分，跟帖留言的相互激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个性表达，往往会使“偏激共振”集聚了频率、增强了振幅，进而也放大了破坏力。

　　按说，“发点牢骚”并非洪水猛兽，有点“偏激”、带点“情绪”，也不必大惊小怪。不过，当“五道杠少年”只因喜欢读党报、看新闻联播就引来众多网民人肉搜索、恶搞揶讽；一些“粉丝”容不得自己的偶像受半点委屈，而向批评者集体谩骂、泼污“黑人”，这样的“偏激共振”显然逾越了道德的底线，向“网络暴力”演化。而在“年轻干部提拔必有背景、宝马撞人定是为富不仁”的标签化指向下，这种不求真相、只求“需要的真相”，然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很可能变成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对社会的和谐互信与稳定造成伤害。

　　分析多数“偏激共振”事件，那些非理性、极端化的表达之所以引来共鸣，既有认知的原因，更有情绪的驱动。快速变化的外部世界与呼啸而来的海量信息，往往让人们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感，对于信息蜻蜓点水的快读与不求甚解的误读，极易让人得出以偏概全的判断。另一方面，焦虑、迷茫、同情弱者、怀疑社会……社会转型期的这些典型社会情绪，也驱使着一些人以先入为主的立场，“选择性相信或不信”，不加分辨地对一些偏激观点推波助澜。

　　这也启示我们，消除“偏激共振”，固然有赖于相关部门在增强公信、保障民生方面做得更好，让人们的幸福感更多、焦虑感更少；作为传统媒体和网络把关人，面对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同样不应弃守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试想，假如在针对大型化工项目的汹涌质疑中，我们的权威媒体能及时介绍国外类似工程的安全性，澄清公众的误解和恐慌；设若在类似药家鑫案的一边倒众议前，主流媒体能深入采访相关知情者、当事人，防止某些人制造放大冲突对立、误导公众；如果报道“八毛门”的众多媒体中，能有人及时冷静地核实，向当事的另一方了解情况，而不是偏听偏信一方之言，又如何会诱发那么多极端情绪，造成医患双方那么多不必要的伤害？

　　从物理学的角度讲，消除共振的最有效方式便是错开振动频率。这一原理对媒体舆论引导颇有启发。主流媒体若能做网络舆论的冷却器和分流器，主动提供“多维的视角”，全面呈现“复杂的真实”，让固执的偏见不致膨胀；巧妙铺设“导流明渠”，注重公众心理抚慰，对宣泄的情绪进行“整流”；用心倾听“沉没的声音”，将“沉默的螺旋”有效激活，“偏激共振”的概率就会少一点，理性平和的声音就会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