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同我们避免不了车祸，但可以禁止超载一样，避免不了高层建筑的危险，但可以禁止“超高”以降低风险系数。

　　全世界排名前15座高楼，中国就有9座。而今，这一纪录恐怕还要被改写。据称，原本定位“世界第三、中国第二、中部第一”的武汉绿地中心，还想更改规划建中国第一高楼。这意味着，这幢设计606米的高楼，至少要加高26米。

　　如此为争高楼第一而不惜更改规划的雄心，真是叹为观止。不仅牛得可爱，也傻得可怕。争相建高楼，你懂高楼吗？你知道高楼的极限吗？如果根本不知道高楼意味什么，却拼着命地“欲与天公试比高”，岂非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高楼“高处不胜寒”。高到一定程度，各种危险系数成几何级数增加。姑且不论高楼对于业主方增加的建设成本和潜在危险，只要他不像当年史玉柱那样从18层楼层层加码到72层后资金链断，他就因“不差钱”而建得成。同时，只要国家还没有明文规约，它就有建“更高”楼的权利，至于有危险它自己愿意承受，何劳你来管这等闲事？

　　然而，这对于社会和公众来说却未必是闲事。社会要为高楼付出巨大的救援成本，公众要为高楼产生极大的安全隐忧。一旦出事，整个社会都可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事实上，在“更高”楼不断诞生之后，政府部门还将直接处于救援和道德的两难境地。很多高楼一旦着火，或遇其他突发危险，再牛的水枪也射不了那么高，直升机也可能因为浓烟滚滚而无法靠近，在极短的时间内疏散楼内数千人群则几乎不可能。当苍生身处高楼危境而不得救时，政府将面临救援能力和生命至上等方面的拷问。

　　那么，在政府部门的这种极限式救援能力根本达不到要求的时候，这样的高楼是否应该通过审批？政府部门的公共救援，是一种基本的公共服务。尽管每一公民个体、建筑单元等享有同等权利，但政府不应该为这种特殊的、个性的服务需求买单，反而应当由需求方自己购买。因而，在高楼仍然能够依法通过审批时，就应当要求建设单位必须支付这种极限式救援能力建设的巨额成本。

　　高楼总是要众人去入驻去使用的，而高楼重大危险也是不可避免的。就如同我们避免不了车祸，但可以禁止超载，从源头上减少车祸伤亡一样，避免不了高层建筑的危险，但我们可以禁止“超高”以降低风险系数。盼为苍生安危计，高楼切莫争更高，更盼国家出台“超高”建筑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