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要求，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文件、会议的意见》，就力戒形式主义、克服繁文缛节，进一步精简文件、会议有关工作提出意见。(2月27日《南方日报》)

　　文山会海广为社会诟病。针对这一顽疾，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推出了不少整治措施，但收效依然不能让人满意，更多的时候是“整顿像阵风，过后又落空”。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次广东治理文山会海实行的是“数字化”：规定省委、省政府一年发文一般不超过多少个；每个文件的封顶字数是多少；全省性工作会议的参会人数与会期也都有明确的量化。这样“数字化”的规定，不仅让公众看到了整治的“刚性”，也便于各级各部门遵照执行，应当说是个不小的进步。

　　但仔细阅读这份《意见》，依然会发现一些漏洞。一方面，文件中多用“一般不”、“原则上”、“除……外”等措词，一项规定不能对所有事件、所有人予以约束，其实际意义必将打折扣。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惩罚和约束措施。谁来保证这些规定的落实，违反这些规定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意见》中仅仅提到：“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本意见，并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办法，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缺乏问责的规定，在执行中难免走样变调。

　　这些漏洞仅仅是笔者在《意见》中挑刺。早在1964年，中央就提出“任务多、会议多、文件多、表报多”和“精简会议和文件问题”。近半个世纪了，为何文山会海始终难以走出治理“怪圈”？这恐怕就不是“数字化”整治就能回答的问题。应当说，不论是“无会周”、“无会月”，还是“数字化”发文，这些各地创新的治理举措，都非长效机制，实施效果受限于领导变更、上级机关等多种因素，短期施行易、长期坚持难。

　　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意识到“文山会海”给政府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福特总统的提议下，国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关于联邦政府文书工作的调查委员会。这一调查委员会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联邦的文书工作花费了每年大约1000亿美元，每位公民每年为此支出500美元。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1980年，卡特总统签署了《文书削减法案》，从此在美国文山会海难觅踪影。追求“法治”和侧重“人治”的不同做法，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治理效果，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认为，与实行“数字化”治理相比，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将“文山会海”治理成果法律化，最终建立起符合时代发展的会议制度和发文制度，这才真正点中了文山会海的“死穴”。

　　(来源:中国江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