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刘翔，一个丁俊晖，脚前脚后地在世界二流赛事中创造佳绩，对于春节以来一直缺少轰动性新闻的媒体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又有的可炒了，哪怕很快便成为过去，热得快凉得也快，毕竟可解一时之需。后来，刘翔从伯明翰转战斯德哥尔摩，竟抢跑被罚，让人难以接受，郁闷的不是刘翔自己，而是众多“翔迷”。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总要有一些关注点引导着人们的注意力和商家的钱包，包括亮点、热点、看点和卖点等，都在此列。有些“点”本身就是钱，有些则间接与钞票、彩票乃至股票相联系。事实上，没有“点”就没有钱，这是人所共知的。至于上述二位在赛场上的成功，也许都属于后一种，奖金是有的，但既不是运动员参赛的主要目标，也不是媒体最为关注的。

　　既然如此，为何还是被当成挺大的事？

　　一是对手使然，没有罗伯斯，没有塞尔比，比赛过程就会平淡，胜利的意义和胜者得到的美誉都要打折。毕竟，高手之间不常有机会当面“对话”，以往狭路相逢的经历自己淡忘了，却被有心人如数家珍做成链接。

　　二是悬念使然。竞技对决不是文艺演出，虽然都是按照程序进行，但再好的剧本也只有一次揭秘的机会，一旦剧情公知天下，悬念全无，而且不可逆。比赛则不然，每一次的结果都无法预料，悬念之美是永恒的。

　　体育被纳入大文化的范畴。从人类体育活动的起源和渐进过程看，确属一种文化现象。如果没有文化内涵，今天的许多体育项目要么早已消亡，要么停留在劳动生产和军事技能中，即便仍然实用，但完全无法观赏。体育运动的一大特征就是由美感构成的观赏价值，无论形式上是动还是静，是比速度还是比精准，各有其美。这是体育的魅力所在，尤其是高难度专门化的竞技运动，看的就是棋逢对手，冠军只有一个，非要分出个高下，让人大呼过瘾。

　　文化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常胜将军从来不可求，喜剧并非创作原则，文学尚不能总是以大团圆收尾，更何况无法设计结局的竞技比赛。皆大欢喜不属于体育，几近残酷的较量才是精彩赛事不可或缺的。

　　刘翔与罗伯斯的交锋必须有抵达终点的先后之分，人们会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来加以区分，百分之一秒的计时无法做出评判，还可以借助电子摄像和电子起跑器，严格限制抢跑和分解撞线动作。所有的选手都必须经受这种“放大镜”前的考试，所有的看客和媒体都会以此为快，由此生成的竞技文化助推着运动能力的提高。至于将一个个小球按规则顺序捅进洞穴的斯诺克比赛，球手们全凭经验和感觉来选择角度与力度、敲击与摩擦，薄厚的细微差别令看台上的绅士们如醉如痴，惊愕、击掌、叹息，奉陪几个小时浑然不觉。

　　文化既是一种现象，又是一种需求。田径运动的大部分项目源于人类本能，跑跳投都是四肢的基本功能。可是，几乎所有的球类项目都是人类设计的，生活中并没有很多原型，包括斯诺克，尽管可以找到间接依据，但成为专门运动，实在是一种创造。或许可以据此推断前一类运动更为纯粹地表现人类的生理状态，后一类则是为满足心理需求应运而生。

　　追求高尚、完美、健康，不能离开胜负而空谈。至于沉湎于胜负而不能自拔，那是体育文化中的糟粕。(汪大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