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近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中国公职人员对“裸官”越宽容，让人就越担忧。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等机构日前联合发布的2012年《法治蓝皮书》指出，有38.9%的公职人员认同“裸官”，认同度比公众高4.7%，而且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越宽容。

　　这是个值得警惕的数据，尽管它并不能证明必定有38.9%的公职人员想要成为“裸官”，但却显示相当比例的公职人员并未把“裸官”视作一种禁忌，这就有了危险的倾向。

　　“裸官”被用来形容那些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有关“裸官”之危害性的述及甚多，他们虽独自一人，却可轻装上阵，巧取豪夺的同时，资产也能迅速转移，一有风吹草动，逃往海外，令人防不胜防。譬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国俊，2001年伙同他人盗用4.83亿元人民币并远遁美国（其妻已提前获得美国国籍），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裸官”之危害绝不拘囿于经济领域，上述蓝皮书也指出，一些要害部门的公职人员，可能因为“裸官”身份不利于中国进行政治决策。这种情况，就攸关国家安全了。

　　既然有如此危害，“裸官”理应成为中国政界的禁忌，为一众官员所忌惮，如今却反有38.9%的公职人员表达认同感。细究造成这种氛围的原因，法制缺位不可不提。

　　多年来，中国逐步加强对“裸官”约束，以致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需报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但这更多限于“掌握相关情况”，真正意义的限制性规则，肇始于2009年的深圳“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今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引进深圳经验，使得该规则的权威性和适用范围进一步升级。

　　深圳与广东的尝试，行为可嘉，然而要想避免民间对“裸官”的普遍担忧，尚需更高层次的思考，一个“不得任正职”的规定，对于“裸官”的约束性究竟有多大？局限于广东一省的做法，示范性又有多少？这些都值得探究。

　　考诸美、法、德、韩等国，皆拥国家级反腐败法，同时拥有较为完备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虽无“裸官”这样的概念，却能有效避免类似行为。如今，中国尚不具备完备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过渡性措施，何不集国家之力，建规立章，拿“裸官”开刀，树立“裸官”禁忌，以安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