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施行一项“新规”或“禁令”，最重要的是必须让百姓关心的问题得到切实解决，令行禁止，取得实效。

　　择校，还是不择，这是个问题——身边几乎每一位家长在遇到诸如孩子入园、幼升小、小升初、中考的关口时，都要为这个问题思虑纠结、奔走忙碌。以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十八年计，每隔三四年，一个家庭就要重历一次社会关系总动员或扔钱能力大比拼，教人如何不烦难怨怒？

　　这一次，教育部、发改委、审计署三部委联合出面，宣布了八条“禁令”，口气之严厉，宣示态度之坚决，让人不禁大为振奋：多年屡禁不止的择校和乱收费现象，真的有望得到控制、乃至根治了吧？

　　最初的振奋，很快会拖出一个疑问的尾巴。因为这么多年，我们曾经严令禁止、花大力气整治过的问题，没有令行禁止，甚至依然明滋暗长或堂皇活跃者，仍有很多。单单在教育领域，严禁学校强令学生购买各种教辅材料、严禁教师组织学生收费补课、严禁校车超载，从中央到地方，从法律条例到各种“意见”“规定”“通知”，从新规到“重申”“强调”，文件和宣示的声音，堆叠重复，非具体主事者不可能弄清或记住其依据效用、彼此联系与界限何在。如此“严禁”“强调”“联合”整治却屡禁不止，难免令公众推此及彼，对政府解决各种“疑难杂症”的能力，生出失望、不信任的心态。

　　在这样的社会期待和心态下，凡施行一项“新规”或“禁令”，最重要的是必须让百姓关心的问题得到切实解决，令行禁止，取得实效。因为有法不依、禁而失严的结果，不只是问题依旧，更是对政府诚信、治理能力的再度伤害。

　　在这个意义上，针对择校的新八条很不容易讨好。正如教育部有关人士所说，择校问题“关系多方利益诉求”，“是社会问题在教育上的反映”，运动式的治理、进进退退的拉锯战进行了好多年，要根治也难。

　　仔细解读，八条“禁令”所针对的，原本只是择校现象中的乱收费一端，扼制教育腐败的意义大过解决择校问题。而短期之内，大面积地基本管住“占坑班”乱收费、跨区域招生乱收费、通过组织招生考试乱收费、通过特长招生乱收费、公办学校以民办名义乱收费等乱象，并非不可能。只是，一阵风吹过，待政府部门发出新的“严禁”，便难保乱象返潮。

　　相关报道见昨天A04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姜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