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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单论在人均收入4000美元的时代,我们国家其实是做得最好的。”在日前召开的四川省省食品安全工作会议上,四川省食药监局副局长魏夕和如此说。(2月22日《成都商报》)
不知道魏局长是如何得出了以上结论,但这种赞歌唱得似乎有点过了。一方面,食品安全,安全与问题同在,是一个只有更好难有最好的课题,即使像日本、美国等相关法制十分健全的国家,也未必敢说自己已做到最好;另一方面,基于国情不同,各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特点与管理办法,好坏优劣如何量化,又如何给出丈量标准?
事实上,食品安全作为一种最直接、最基本的民生,对于其好坏,最有评价权的,应该是百姓,而非官员。这些年,我们虽然在食品安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严峻。去年《小康》杂志发布的年度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近七成受访者对食品“没有安全感”。在食品安全尚陷入公共信任危机的语境下,作为公众生命健康“卫士”的监管部门,最好还是先别忙着唱赞歌,而应是更多地作反思,更多地发现、解决问题。因为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虽然原因来自很多方面,但最扎眼、最不容回避的,还是监管上的不足。
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在给食品监管提出新挑战的同时,也不断暴露出监管上的软肋。一个明显例子,众多食品安全事件,大都不是政府监管机构首先发现的,而是由公众或者一些涉及食品及毒物的科研机构发现后,向政府监管部门发出预警信息。不仅如此,许多问题与矛盾不是通过完善的制度和强大的执行力去化解,而是通过一轮又一轮的专项整治去“倒逼”问题的解决。而事实证明,这种办法虽然立竿见影,但治标难治本:多年来,三聚氰胺和地沟油一直牵动公众的心,各地不断出重拳打击,但仍难杜绝其死灰复燃。在去年的一次集中整治中,还是在津、河北甚至北京发现大量“地沟油”加工窝点;而在2010年的另一次打击行动中,2.7万吨本在2008年就该销毁的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又重新流入市场。
更值得反思的是,一些大型食品企业本身是纳税大户,有的地方政府以发展地方经济、促进就业为借口,与当地企业结成利益联盟,或明或暗地支持当地食品企业的造假、掺假行为;不少地方,执法部门把假冒伪劣当成执“罚”经济的对象,把监管者的“业绩”与罚款挂钩,将打假当成一种经济增长点;更有甚者,在不少典型食品安全事件,诸如“三鹿毒奶粉”、“双汇双汇瘦肉精”等事件中,还频现地方干扰问题。事发后,政府除了帮企业“捂盖子”,还与企业共同开展“危机公关”,以各种方式阻挠事实真相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