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维护民族尊严是官员的一种公共承担_新闻台

　　名古屋市长河村隆志在会见到访的南京市政府代表团时，公开怀疑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实性。他称自己的父亲是日军老兵，在南京待到战争结束，并受到当地人尊敬，如果真有南京事件，南京人不会对日军那么客气。南京市委常委兼政法委员会书记刘志伟没有提出抗议，只是说南京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学习历史是为了维护和平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中国经济网，2月21日)

　　外交场合之中，如何应对刁难和挑衅，无疑是官员们需要掌握的一门学问。通过上述事例，我们不得不感叹，中国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对这门学问的掌握显然还需要加强。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外交往的态度和技巧上，这位来自南京的官员完全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不卑不亢，面对对手的无理言论，作不出应有的反击;在外交底线的恪守上，这位官员缺乏起码的政治敏感性，即便是被对方公然地挑战历史常识和民族情感，也无法表现出哪怕一丝捍卫尊严和真理的勇气。

　　官员们出国，和普通公民出国不同，由于职务和身份的特殊性，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蕴含着独特的政治意味。现代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理论表明，官员的职务是公众赋予的，他的身份具有无可置疑的公共属性，无形之中，他的言行举止也必然要受到公共伦理的制约。因此，在具体的外交场合中，官员们除了要完成既定的外交任务以外，还有一个基本的公共承担，那就是――必须在外事活动中保持正当、得体的公共形象，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遍观外交史，因为在外交场合表现失当而导致外交事故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外交场合表现出色而博得国际声望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访问苏联。一次宴会过程中，有苏联将领当着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面对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口出不逊。对此，中国代表团成员当场予以驳斥，宴会之后，周恩来紧急召开代表团成员开会讨论这一事件，决定在第二天的正式会议上对苏方提出严正抗议。面对中方的强硬立场，向来在国际舞台上横行无忌的苏共领袖不得不表示道歉，并提出，会公开就这一事件进行澄清和解释。在正式会议上就私下的一句“戏言”提出严正抗议，如果只是发生在普通的民间交往中，或许真有点“小题大做”，然而，在外事交往中，任何细节，特别是关乎国家和民族尊严的细节，都足以成为影响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就这一点来看，中国代表团的“小题大做”是完全有必要的。

　　此次，南京官员之所以有如此表现，一方面与其个人的经验和气魄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我国官员在外事交往中的某些“通病”。首先，我们的外事活动太过功利，在“经贸挂帅”的旗帜下，利益往往成为唯一的目的，文化和历史问题的沟通一般都是附属品。其次，各地外事出访太过频繁，相关部门对出访人员的外事培训跟不上，以至于出访人员在面对突发现象时全无应对之策。最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和事佬”心态在外事交往中表现很明显，为求“和谐”和“圆满”，不惜忍受无礼和嚣张。　(作者：莫言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