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吾家事_新闻台_中国网络电视台

　　张执浩

　　“诗是吾家事，文传世上情。”在一首给儿子的五律中，杜甫这样写道。现在看来，与其说他是在提醒儿子，不如说是在暗示自己。这个生长于盛世年代里下层官吏家庭的后代，也曾有过优裕富足的少年和青年生活，“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但个人的命运终归被镶嵌在时代的缝隙之中，是裂为齑粉，还是成为见证时代的化石，却需要各种机缘，更需要个人具备洞悉命运的能力。而杜甫恰恰是这样一个人。

　　杜甫的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任皇帝，这正好是帝国由盛转衰的急剧变化阶段。如果说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贡举落第的失败对２３岁的青年杜甫的人生影响不大的话，那么，天宝六年（７４７）的再一次科场“蹭蹬”则改变了他的未来，因为时代已经改变，国已不再是理想国，家已沦为穷顿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早已变成了笑谈。杜甫不得不在种种冷遇中困居长安长达十年，之后他幡然醒悟，“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与同时代的诗人王维、李白不同，杜甫秉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即便是在流亡颠沛之中，他仍然要“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他的忠诚感动了肃宗，被授予左拾遗之职。在这个职位上他仅仅待了不到两年，便因言事触怒皇上，被放还探亲。７５９年，已经４８岁的杜甫，到达长江上游的成都，开始他人生最后１０年“漂泊西南”的生活。大历五年（７７０），杜甫滞留潭州（今长沙），以舟为家，于衰病愁苦、孤寂辛酸之中，写下生平最后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在了解了杜甫的生平后再重新打量“家事”一词的内涵，我们不难理解，在杜甫那里家与国始终同体，须臾没有分离过。身处乱世，世相乱而身心不乱，他没有像王维那样信佛，也没有像李白那般好道，杜甫选择了一条忠诚于自我命运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一如卡夫卡笔下的“绳索”，将他五花大绑起来，押向生命的穷途，同时也将他拽向了那个时代的文学最高峰。

　　事实上，晚年的杜甫更多地诗写着个人日常生活的困顿，他很少去为所谓的“宏大题材”去揪心，偶尔面向北面瞥一眼长安，这一瞥之下便流露出了无限的家国情怀，他总能将这些困顿消弭在身边的山水人情里，“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钩钩。”在如斯泥泞不堪的岁月，杜甫并非想刻意表述祥和，他只是用一种练达从容的心境去面对厄运的挤兑，并视这样的挤兑为文学的养料，这样写作者的胸怀何其宽厚。杜甫的一生创作出了大量精妙无双的诗篇，但他在文学上所遭遇的命运如同他在仕途上的命运一样，甚至更为悲怆，直到中唐代时期他作品的价值才逐渐被发掘出来，及至晚唐，终于被尊为“集大成”者。

　　“百年歌自若，未见有知音。”在很多时候，在很多走投无路的夜晚，你都会听见如此这般绵绵不绝的哀叹与长啸。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一己之力改写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面貌，并重新确立一个国家的文学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