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峥嵘岁月“苦”_新闻台

　　“《广东植物志》1至9卷记载广东及海南蕨类和种子植物（包括引种栽培的）共306科、2044属、6937种、43亚种、508变种（其中蕨类植物58科、159属、582种、25变种）、插图2757幅，总字数近700万字。”记者在《广东植物志》第十卷中找到了这段介绍。

　　这700万字的背后，承载着科学家们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困难，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有这样一个故事，1936年，由邓世纬带队的科学家赴贵州调查，这个采集队先后有4人因瘴疠病故。但即使有生命危险，还是有新科学家补充进采集队伍。采集植物标本时，要战胜疾病、毒虫、饥饿、寒冷……吴德邻回忆，去海南岛、云南采集标本时，蚂蟥很多，不光水里有，连天上都会掉下来。“蚂蟥吸了血，自己本人根本不知道，等到身后的人看到你的衣服被血浸透了，你才意识到有蚂蟥掉在身上！”趟水过河时，蚂蟥更多，治疗蚂蟥咬伤的最好方法就是把烟丝按在伤口上止血。陈邦余回忆，在海南岛采集标本时，走路走不了50米，蚂蟥就会爬满腿。后来，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用五六层纱布包一个盐包，泡在水里浸湿，看到蚂蟥吸在腿上时，就用盐包砸上去，蚂蟥就会掉下来。

　　编写植物志，不仅需要了解本省的植物，还需要了解周边省份的植物。

　　陈邦余回忆，在西双版纳采集标本时，还遇到过国民党残匪。1960年，他参加了西沙群岛的植物调研，当时有越南侦察机在头顶飞，面临“吃子弹”的危险。还有植物学家在深山里采标本，遇到了狗熊，毒蛇、毒虫更是司空见惯。饭食是简单的咸菜、饭团，睡觉则在两个马鞍上支个蚊帐。这样的日子每年有两次，上半年开花的季节和下半年结果实的季节，唯此才能把一个物种完整的成长过程采集下来。

　　采标本需要翻山越岭，“我去云南采集标本，要去海拔3000米至4000米的高山，一直采到雪线为止。”吴德邻回忆道。科学家们必须自己背用具，早出晚归，回来后还要制作标本。吴德邻说：“每天都是吃了早饭，六七点出去采，中午带一点冷饭团吃一吃。晚上做标本到十一点多，非常辛苦。”一天要采几十号标本，采回来还要精心选择适合做标本的部位，做标本要烘干，还要烧木材、木炭……

　　研究标本时，要鉴定每一种植物的种属，前提是了解国外相关的研究。“一个分类学家一定要懂拉丁文！别人的书籍看不懂，就无从知道是不是新种。”吴德邻说，以前科研条件差，图书馆藏书少，没有外国18、19世纪的书，于是植物学研究非常困难。“当时我们给外国专家写信，请他们帮忙找资料寄过来。”除了撰写，编辑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吴德邻说：“一本书大概80万字，要看三遍。作者送来看一遍，退回去修改再看一遍。”他说，一遍是80万字，4遍就是320万字。编纂者大都是和他年纪相仿的老科学家，眼睛看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