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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案的角落里，摆着一只竹篓。因为岁月的流淌，它沉郁的色泽中透出了夜空中星星般的光亮。
满满一竹篓的是小小的、方方的、薄薄的石片。
这些石片原本都是长长的印石。年轻的少斌，在上面刻了又磨，磨了又刻，直到印石成了薄片，随手就扔在这圆肚的竹篓之中。
竹篓满了，满满装着的，还有40多年的光阴。
“1966年，‘文革’刚开始。我18岁。正是年轻，却又无所事事的年龄。”
“有一天，一个朋友来喊我，说有个老先生，会养花，家里养了各种各样的菊花，好像还会画画，问我要不要去看看。”
“我说好。我不是无所事事嘛！我那个朋友姓蒋，是个剃头的。他工作的理发店在中山门的里面。那时中山门里面是个大坡子。他说的那个会养花的老先生，就住在南京博物院对面，坡子下面的一个小弄堂里。”
“这位老先生就是南京博物院著名文物鉴定专家、篆刻家王敦化先生。”
“王先生给了我一本故宫博物院藏印谱。厚厚一本印谱，全是汉印。他说，你就照着刻吧。我就照着刻。拿一方印石，刻了磨，磨了刻。我年轻，有的是时间和精力。”
少斌先生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他的手。那是一双粗短有力的手，像是用粗糙的石头刻成的，刻成之后，并没有打磨，完全露出了本是藏于其中的力量来。
“1966年的我，并没有想到王敦化先生把那本印谱交给我时，对我意味着什么。在之后的好多年里，我也没有认识到，治印对于我的人生来说，有多重要。我只是喜欢。我只是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我觉得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满心欢喜，没有杂念。”
就是这样一种单纯的爱好，让孙少斌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人生之路，透出一丝朦胧的光亮来。这光亮虽然微弱而遥远，可是毕竟是光亮。有了光亮，就有了另一种人生。
王先生交给孙少斌的印谱中，有5000多方汉印。少斌先生最后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他其实不是在背，而是在一刀一刀地往自己的血脉里刻。每一方印，每一个笔划，甚至每一个空白，都刻在了他的心里。少斌先生本以为等他把这五千方印刻好了，王先生就开始教他了。因为他虽然每隔一天就往王先生家跑，可是先生从来不跟他说治印的事。只是跟他谈诗词曲赋，谈文人掌故，谈印石、印泥，最多谈谈有关印的文化渊源。从来不跟少斌谈他很关心的刀法。
“有一天，我就问他，老师，平刀、复刀、反刀、冲刀、飞刀，哪种刀法比较好。”
“哪种好？没有哪种好。你怎么方便怎么刻。不要相信书上说的。都是先生们编出来诓人的。说着笑了起来。我也对着他大笑。”
“我又问他，那你觉得哪种印是好印。”
“汉印是好印。”
“你喜欢谁的印？”
“吴昌硕。”
“齐白石呢？”
“火气大。”
“先生说，我评价所有的印，只有两个字：‘浑厚’。只有‘浑厚’的印是好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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