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甸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间出了几册很有价值的外国诗集。这些外国诗集中，有查良铮译的《济慈诗选》，查良铮、袁可嘉、宋雪亭、黄雨石译的《布莱克诗选》，查良铮译的《雪莱抒情诗选》，宗璞、冯澂莱、沈宝基译的《缪塞诗集》，杨德豫译的《朗费罗诗选》等等。诗人是第一流的，翻译家也堪称一时之选。这些高质量的文学读物，影响了整整一代的文学爱好者。由于有这样一些读物垫底，我们在十年浩劫中才不致无书可读。

　　１９５７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大家都很清楚。就在翌年，查良铮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从此，他译出的诗作只能藏之名山，直到１９８０年即诗人去世两年后才重见天日。袁可嘉的际遇稍好一点，但这位大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拓荒者，此后翻译的是根本不见于英国文学史的宪章派诗歌，或批判所谓帝国主义的御用文人艾略特，翻译家最有创造性的年华就这样白白荒废了。宋雪亭其人无可考，我仅在唐弢的《晦庵书话》里找到关于他的一点语焉不详的材料，原来他早在上世纪３０年代中就出过一册《拜伦诗选》。本书大概是他最后面世的译作，在四人中，宋氏的译品较弱。黄雨石是出版社编辑，能编能译，我们在１９７８年人文版《莎士比亚全集》的第十一卷本中，又再一次领略到他的策划能力。

　　日前，我翻出《布莱克诗选》又读了一遍，布莱克之所以在欧美享有盛名至今不衰应该是不无原因的，袁可嘉在序言中说布氏在某些方面开“革命浪漫主义”之先河，我看到更多的是超前的思想和现代派手法，而不独是浪漫主义而已。虽说经过５０余年时流的汰洗，集子里的译文却不曾过时。令我惊讶的是这部集子没人想到应予再版，倘若增译几首长诗，再选进徐志摩、朱湘、卞之琳、王佐良的几首散译，这该是一部后人难以逾越的译作了。本书的两位译者、九叶派诗人查良铮和袁可嘉已先后去世，老成凋谢，像这样身兼诗人、翻译家、学者于一身的前辈日见其少，甚至已成绝响，他们留下的遗产，我们应该珍惜。

　　在重读《布莱克诗选》之前，我对布莱克的评价低于五大浪漫诗人，但眼下，我认为他的思想和识见之深刻，应在这五人之上，他的诗才可与柯尔律治相颉颃，而仅次于济慈。雪莱关于世界大同的预言，关于人性善的梦想，太过于空泛缥缈，以致艾略特自称在１５岁时曾耽读其诗，成年后已难以卒睹（见艾略特论文《雪莱与济慈》）。布莱克有句：“世间最剧烈的毒鸩，／因凯撒的桂冠衍生”（《天真的预言》）。“残酷有一颗人的心，／嫉妒有一张人的脸，／恐怖，乃神圣的人体，／而秘密，是人体的衣装”（《神圣的形象》）。“监狱用法律的石头建成，妓院乃宗教的砖块砌就”（《天堂与地狱的婚姻》）。自小即穷愁潦倒、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版画匠，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当然要深于豪门出身、少不更事的雪莱。倘天假以年，这位被誉为英国诗坛上的安琪儿，未料到晚年会改奉布莱克的信条“思想的伟大须以思想的谨严为基础”（《天堂与地狱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