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外分娩的自由和当局认同的危机_新闻台

　　赴外分娩的自由和当局认同的危机

　　本报评论员付小为

　　连日来，包括孔庆东骂港人、“蝗虫”广告在内的连环事件一次次触动内地及香港民众的敏感神经，以“双非”孕妇赴港生产为核心的争议持续发酵中。

　　从个人的角度，在什么地方生孩子乃至迁徙到什么地方拥有哪国国籍，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应当说，在一个文明社会，选择权不受干涉并尊重每个个体作出的选择是社会基本底线，没有可以争议之处。

　　然而，对于生产或移民目的地来说，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放眼全球发达国家、地区，或者说热门“目的地”，都有着繁琐的移民程序和相应的入籍限制。毕竟，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与人口数量的客观膨胀，外来人口增多与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上述情况引致的更广泛层面的社会问题，这些增加于治理上的负担不难想见。

　　具体到香港，面对近年人口流入量的持续增长，在本地公共资源并未有太多新增的情况下，无论是本地民众对教育、医疗、福利等公共资源受到可能“瓜分”的担忧，还是港府承受的资源挤压感，都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香港方面也出台了许多措施以缓解现有的状况。从今年开始施行的配额接收非本地孕妇分娩，同时通过一些行政措施防止没有预约赴港分娩的孕妇入境，香港境内也增加突击巡查怀疑为无牌经营的“月子公寓”。客观地说，以个人意愿主导的人口流动趋向只能也只应由流入地单方控制，问题能否改善最终取决于香港政府自身的政策调整。

　　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双非”孕妇是在香港有关规定允许的前提下入境产子，这有别于香港政府重点打击的非法入境“双非”孕妇，对于这个人群以及此前出生的“双非”儿童，香港政府都负有责任。长期来看，这些问题将逐渐融入并成为香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考验香港政府的治理能力。

　　如果说香港面临的是一个具吸引力地区特有的困扰，那么作为流出方的中国内地是不是也应该从另一个方向进行考虑。

　　就内地人移民而言，香港不过是众多选择之一，只是随着香港对内地人移民政策的相对开放与两地交流的频繁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仅从国人移民来看，应当说，自国家开放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从早年对知识精英流失的探讨到近几年追问富豪移民，实现移民和有移民倾向的人在增多，移民者所涉及的领域和行业也在扩大。

　　有别于以往的是，赴港产子，或者在赴港产子难度加大后继而赴加拿大、赴美产子，这些人可能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事业而远走他乡，“绿卡”可能是在他们眼里可以给予下一代最好的“礼物”，这背后包含了完备的公共服务、更全面实现权利的可能性、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关注点，但他们用一致的行为“表达”了对另一个国家的向往。从国家层面上，这算不算国民认同感危机？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些人走进中国，另一些人走出中国，这是多元与自由社会的正常模样。与此同时，每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希望拥有与国家壮大相匹配的吸引力，孔子学院等一批“中国品牌”带着这样的寄愿走了出去。然而，回到“软实力”本身，怎么让国民首先离不开自己的国家，让国家成为创造个人丰富人生的起点，这恐怕比“走出去再引进来”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