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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2007年立春后,本报记者周静文与新华社记者来到盐城,一起采访当时为新生事物的农民资金互助社。当年正月十六,本报以《观察苏北两家资金互助合作社》为题,报道了盐城农民探索破解农村贷款难的尝试。
[新闻]当年采访的硕集富民资金互助合作社,随着乡镇撤并已改为“新沟镇富民资金互助社”,入社农户发展到2300多家。过去,合作社租农民房子办公,现在盖了小楼,两个门面经营。此外,合作社还办起了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及谷物合作社。
盐城市委农工办副主任赵寿华告诉记者,目前盐城共有137家经过民政部门登记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5年来共投放互助金余额大约100亿元,带动相关资金向三农投入200亿元。“这些钱70%投向了高效农业,20%投向农民创业,10%为农民生活贷款。”
该社老主任崔铁当年与记者在烟熏的屋子里聊了一下午。他女儿是会计,为避嫌他负责粮食生产合作这一块业务。他告诉记者,搞资金互助,最重要的是加强规范。该社互助金一度达5000万元,后来按照市县的要求,维持在目前的每年2500万元左右。
在硕集一带,据说现在有五六家从事资金经营的机构,有的挂贷款公司的牌子,有的挂担保公司牌子。崔铁分析说,农村“缺血”是各类资金经营实体存在的主要原因。
便仓富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陈义亚担心,现在周边不少乡镇类似的资金组织有20多家,便仓镇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只有她一家,其他20家都只有工商注册,贷款投向很不规范,有的拿了农民的钱却投向了房地产。
记者了解到,资金社的存贷款利率跟信用社的标准一样,而其他机构的利率高出一大截,如有的存款月息加分红达1分多,为银行利息的3倍,以此吸引农民存款。
由于缺少银监会监督,资金互助对农民、对草根银行家、对地方领导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对于金融风险问题,赵寿华表示,盐城已经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来管理资金互助。“我们严控经营规模和金融风险,现在责令县区有关部门联合进行清理整顿。同时,县级政府和县财政必须为发展资金互助兜底。”
草根金融的风险到底如何防控?金融缺血的农村还要不要发展资金互助?记者请教5年前因资金互助报道而结识的当地农村问题研究者周严东,他认为,门已经开了恐怕没办法一下子重新关死,但应该坚决取缔挂羊头卖狗肉、高进高出的农村资金互助。采访结束时,前来商谈贷款的硕集镇经营大户陈德林担心地说:“浙江出事后,严管借贷风声紧……上头不会是要取缔资金互助吧?那样的话,我的猪厂、饲料厂每年20万元的贷款谁来贷?”
本报记者周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