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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1日在特区立法会发表2012-2013年度财政预算案时称,特区政府将会宽减2011-2012年度75%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上限为12000港元,香港150万名纳税人将会受惠。(《京华时报》2月2日)
在经历了去年一波三折的“派糖风波”后,香港“财爷”曾俊华灵活地改变惠民手法,由“派糖”变为减税。就目前而言,香港交税的人口只有150万人,这意味着,这项减税计划,主要针对的是中产阶层,并非能人人得益。
纵观香港旨在减轻中产阶层税负的七项制度安排,可以用货真价实来形容,包括增加基本免税额和单亲免税额,增加供养60岁或以上的父母或祖父母人士的免税额,增加子女免税额,增加供养兄弟姊妹免税额,增加伤残受养人免税额,提高强积金计划强制性供款的每年最高可扣税款额等。
行文至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去年经《人民日报》调查属实,年收入20多万港元的已婚人士只需纳税193港元的报道。如今,降税再次降临到中产阶层头上,难免让内地民众,尤其是中产阶层产生羡慕嫉妒恨。香港之所以对中产阶层偏爱有加,主要考虑到他们付出太多,得到回报过少,像房子、教育等问题,都需要自己打拼,所以,从税负上给予特殊照顾。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社会要得到稳健良性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来支撑。去年,《人民日报》曾用鲜活的的事例,大量的篇幅,报道了国内中产阶层的生存状况:“房奴”、“车奴”、“卡奴”、“孩奴”……沉重的生活压力让国内中间阶层疲于应付,透支着他们半生财富。无声的语言,形象的描述,显然意味着,我国的中产阶层,面临的生存压力,一点不亚于香港的中产阶层,甚至要比香港的中产,更为糟糕。
与香港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政府并没有给予内地中产阶层特殊礼遇。虽然近年来中产阶层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这部分增加收入却被税收和通胀拿走了。以个人所得税为例。我国个人所得税肇始于1981年,当时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起征点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到2005年,起征点调高到1600元,而当时我国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853元,1600元起征点已经将几乎所有工薪阶层一网打尽;尽管现在起征点为3500元,但对中产阶层的负担几乎没有实质性减轻,而且,个税是梯级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税收比例也越高。
中产阶层作为我国新兴力量,已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角色和群体。我们必须要像香港政府那样,善待中产阶层,给予真金白银般的政策倾斜。鉴于眼下国情,国内也应着眼于个税减负。具体讲,一方面,要实施差别化的个税政策,把现行个税起征点权力,下放到各省,国家规定个上限,譬如不超过5000元,让各地依据当地实际收入状况,来确实自己的起征点。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要抓紧推出家庭综合税制,让中产阶层合理避税。个税变革不能总在起征点上打转转,也不能再讲“时机不成熟”之类的托辞了。正如发改委官员杨宜勇所言,个税起征的调和不调,都不叫改革,只有按家庭征收个税,才有可能叫真正变革。总而言之,惟有制定出像香港那样充满人性化的个税征管制度,才能让中产阶层切切实实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