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工难”预示低工资时代结束_新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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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坊

　　新春伊始，众企业都铆足了劲儿开工，打算在新的一年大干一场。然而由于过节工人流失较多，如往年一样，今年许多工厂都遭遇了“用工荒”，即使大涨工资海派红包也难招满人。许多人选择留在家乡打工，工资大涨仍敌不过家乡厂。（《羊城晚报》2月1日）

　　从2004年开始，每年春节后，南方许多工业城市都会面临“招工难”和“民工荒”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在上一阶段中，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黄金十年”，GDP同比增长率长期维持在10％上下。在2001年，GDP总量为10万亿元，到2011年，则是47万亿元，是2001年的4.7倍。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到如今，企业“买方市场”的地位一去不返，这也意味着，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已经结束。

　　这个转折点，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进入这个拐点，经济发展的成果、利益必须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合理分配。

　　珠三角的许多企业，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特色。在珠三角地区，缺工最严重的正是电子、家具、制衣、玩具等企业生产线上的普工。这种用工荒，其本质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荒。在珠三角，许多企业依靠低工资实现产品的低成本，长期以来，是在假设劳动力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安排企业生产的。这种“低劳动力成本－高竞争力”的发展模式，挤压了劳动者合理的劳动待遇，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解决这种“招工难”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将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就将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如今，珠三角也到了“腾笼换鸟”的时刻，只有承接更高附加值和更具竞争力的产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预见，在计划生育、城市化、中西部崛起等因素的作用下，沿海地区的“用工荒”只会越来越严重。

　　第二种办法，是降低劳动力的迁移成本，提高农民迁移到城市的净收益。著名经济学家蔡昉认为，珠三角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短缺阶段已经到来。在他看来，是由于不能获得城市户口，外来工受到与城市居民不平等的待遇，导致迁移成本高昂，从而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确实如此，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已经不再是“挣钱回家盖房娶媳妇”，他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城市里留下来，生根、发芽，希望城市能够给他们平等的待遇和尊严，否则，他们将选择“用脚投票”，抛弃那些歧视他们的地区和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