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质的致歉和非理性“评价学”_新闻台

　　2月1日，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发生第16天，河池市就事件应急处置举行新闻发布会，市长何辛幸向公众就镉污染事件鞠躬道歉。（2月2日《京华时报》

　　在此类危机事件中，官员道歉已不具新意。对此，公众舆论从最初的激赏，到其后的习以为常，直至晚近稍显厌倦。伴随官民关系的重新梳理，职能者的致歉，或已不再被视作放低身份、勇于担责的可贵姿态。现代文明的共识是，公职机构乃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既如此，倘若履职不力，道歉、自省、追责，何尝不是理所应当之事。以此为认知前提，围绕“龙江河镉污染”，河池市长的一番陈白，及观者对此的反应，实则很值得玩味。

　　在报道中，“16天”被着重强调。在很多人看来，时间跨度如此之大，所谓“道歉”即便应该，也无疑是“迟来的”。类似情绪很有市场，而问题在于，并不存在一种严格意义上“及时的道歉”。事发十余天，方才鞠躬谢罪，太晚抑或太早？须厘清的是，及时且迅速的认错，可能仅是某种狡黠的公关辞令；而看似滞后的道歉，也未尝不会是严谨调查后的真诚回应。道歉的质量，从不天然与时机节点挂钩。

　　评点“道歉”的水准，永不该简化成“及时”和“迟来”的二元划分；探讨“道歉”的意义，一再套用“不应止于道歉”的句式，亦是令人遗憾的思维懈怠。对官员的各种道歉，民间舆论唯有建构起理性的“评价学”，才能真正起到正向的规束作用。故而，在时效性之外，何为有“质量的道歉”，才是迫需形成答案的追问！长久以来，众人多将“道歉”视为象征性动作，而鲜有人寄望藉此获得实利。而事实上，“有质量的道歉”理当衍生直接、可见的现实效应：或消解多方对立，或厘定责任归属、或阐明补偿利益分配……

　　早前，纯口头的、空泛的官方道歉，便令民众深感欣慰。但时至今日，唯“有质量的道歉”，才能引发共鸣。何辛幸的致歉，所以难言成功，或不在于时机不当，而仍在于用陈旧的语式，应付已经刷新的民舆口味。其人一番发言，固然能一定程度缓解“对立”，却既未明确职能者的责任，也没给出具体的补偿方案――当然不应对一句致歉期待过多。作出起码的承诺，引出相关的讨论，才是当有的内容。

　　很难说，低质的道歉，与非理性的评价学，到底孰先孰后。唯一确知的，在两者无法协同共进的当下，公共危机之后，良性的官民互动实难发生。蒋璟璟（广东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