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松黄洁

　　“请大家把身份证准备好,现在开始查验身份证。”

　　1月19日清晨,京沪高铁G109次列车准时从北京南站开出,向着上海虹桥方向飞驰。温度适中、座椅舒适的车厢内,早早起床赶路归乡的人们,不少已渐入梦乡。可乘警孙家启偏偏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喊出了这么一句。

　　这名个子不高、面相和善的老乘警,手持“警务宝典”走过一排排座位,熟练地用手中的工具查验着每一个人的身份信息,遇到那些熟睡的旅客,叫醒后还忘不了提醒一下注意随身财物安全。

　　这个时间查证件看上去确实有点“扰民”,可孙家启笑着告诉记者,这其实是他的高铁工作经验。“高铁上环境好,乘警的工作主要在于安全防范的宣传,而长途旅客往往在午饭后和早班车刚上车的时段容易疲劳、犯困,从而放松警惕。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时段。”

　　孙家启如今已经49岁,在铁路线上整整跑了22年,守候了22个春运。在他的乘警生涯中,跑过人满为患的“绿皮车”,跑过单程就得两晚一天的长途线,最长一次春运保卫两个星期几乎没下火车。

　　想起过去的春运场景,孙家启现在还会觉着紧张。“我曾经跑过几年成都线,那趟车是辆绿皮车,正常情况下也要超员40%,到了春运时景象真是壮观。过道挤得满满的不说,一个厕所都能挤下7个人。乘警上下车只能跳窗,查验票证时得把住行李架,踩着椅背走。一趟车下来,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孙家启回忆说,当时车上治安环境很乱,小商贩、小偷都多,几乎每趟车都少不了发生点事。为了更好地提醒旅客注意行李物品安全,孙家启还曾自费配置了一个电声喇叭,人多噪杂时就用喇叭喊,也因此落下了个“大喇叭”警长的名号。

　　对比如今的京沪高铁,工作环境虽然有了天壤之别,但孙家启觉得压力反而更大了:“之前在绿皮车里工作,说话得让老乡听得懂,怎么直白怎么说。现在,我得尽量用标准普通话和旅客交流,连北京的方言都不能说。”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为外国旅客服务,他还专门自学了英语,虽说不精通,可遇到老外连说带比划,也算扫清了沟通障碍。孙家启这么多年几乎没在家过过除夕,“我和家人也都习惯了。”孙家启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最近3年其实他都有机会跟家人吃上一顿团圆饭,可每次都赶上临时被派上临客,等再回到北京又是新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