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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小姨多鹤》剧照
过去的一年,严歌苓有喜有悲。父亲在这一年离世,是她生命中最痛之事。父亲萧马,是严歌苓文学上的直接影响人,虽然不是手把手地教,但是父亲的告诫总是来得很及时,比如要她先学会写大白话;小说不能写得太理性。父亲对她的影响,甚至还包括音乐、绘画、建筑等多方面的修养。
但父亲去世至今,严歌苓并没有留下悼念文字。“我想等悲伤过去再写。这时写出来的东西煽情,没意思。”“那会不会有大的作品酝酿?像这部,写祖父一样?”“暂时还没想好。父亲不像祖父,了解太多,想象反而少了。”
想象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似乎注定和距离成反比。严歌苓写河南农村故事的《第九个寡妇》,是在热带非洲完成;而这部几乎可以闻到青海牦牛味道的《陆犯焉识》,则写于德国。“地域虽然对作品没有直接影响。但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你想写这个故事而不是那个,一定程度还是与地域与文化气质有关系。”
说到已经居住三年的德国,严歌苓说,德国人天性里的深沉,那种骨子里的不轻佻,最适于写作《陆犯焉识》这样的题材。
“隔着遥远的时空看中国,气可以沉到最低,深呼吸中,爷爷的事,自己的事,就慢慢想清楚了。当然,纯粹的想透是不可能的,想透了文学就不存在了,就变成了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