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幼稚病”，走出质量迷失期_新闻台

　　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建立质量失信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开。这无疑是提高政府和生产企业公信力的一种方式，但笔者认为，要保证黑名单有足够威慑力，真正发挥对不良企业的惩治作用，就必须针对中国整个社会的“质量幼稚病”多做工作。

　　尽管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对质量的认识仍停留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有些认识与发达的制造业大国相比是相当幼稚的。

　　企业的幼稚病在于迷信物质与技术，而忽视对人的尊重。从很多品牌的食品安全问题来看，它们都通过了所有的相关国际、国内质量认证，买了各种世界最先进的检测仪器，设立了最严格的质量流程。但质量并不是通过这些技术仪器和文件来实现的，而是在于参与产品生产的每一个人。忽视人的因素，恰恰是中国企业的幼稚所在。例如，从三鹿事件来看，表面上是供应商或工人有问题，但埋下导火索的正是乳制品企业幼稚的质量认识。因此，硬件再好也是徒劳，只不过是为低劣产品提供了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已。

　　监管部门的幼稚一方面在于迷信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书面报告，认为一家企业只要各项技术、设备和流程完备，就是信得过的好企业，给予放行甚至免检。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往往认为靠行政指令就能所向披靡，但市场关系十分复杂，例如整个乳业产业链条上就存在各个部门的监督管理，这种各自为政的现实实际上让行政指令作用十分有限，避免不了“按下葫芦浮起瓢”。

　　消费者的幼稚则在于特别相信所谓的“权威”、“认证”，只要看到产品打上“某某部门监制、认证、评估”，就非常信任，结果被一些类似“全国牙防组”的组织钻了空子。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自身的权利很不自信，表现得“很健忘、很宽容”，继续购买出事企业的产品，结果让不良企业继续活在市场里。

　　因此，“中国制造”质量管理上的幼稚病，可以说是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政府监管部门乃至消费者群体对质量的低层次思考的集合。如何消除这种幼稚病，需要把质量问题提升至国家战略，而不是把它视为一个政府部门自身的内部业务。

　　历史上，日本和美国都把质量上升为国家战略，尤其是日本很早就确立对日本战后经济复苏起决定作用的是质量问题，邀请美国专家戴明、朱兰等人赴日讲学，并于1952年建立世界第一个国家级质量奖———“戴明奖”。因此，不妨成立专门的质量委员会，让商品生产涉及的各个部门参与进来，针对整个社会对质量认识的幼稚病，既抓宣传，又落实具体举措，不仅公开“黑名单”，也设置奖项激励优质企业。另外，一定要加强法制建设。光靠黑名单，虽然示范作用很大，但时间一久，“黑名单”很可能会变成一些企业演出的活生生的“历险记”。没有法律进行威慑和惩治，一些企业未必会害怕登上黑名单。

　　中国正在由“数量经济”向“质量经济”跨越，迫切需要正确的观念、适宜的方法和工具，还有有效的监管行动。中国人的DNA里天生并不缺乏日本人、德国人的那种质量基因，只要早日消除质量认识上的幼稚病，就能走出当前的“质量迷失期”。

　　杨钢(北京大学质量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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