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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争议的作家余杰近日“出走”美国，面临全新的“自由创作环境”。多家西方媒体报道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当局“不容忍批评”的结果。
余杰长期与中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崇尚对现实的极端批判，直到后来他的书大陆没出版社敢接。他曾经短时间受到拘留，一直是外电追踪的目标。他的生活逐渐走入了非正常。这次他“出走”美国，对他个人来说应当算是一种解脱。
中国的出境大门越敞越开，去年另一名“异见作家”也“出走”德国。有人认为，实在忍受不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人，选择移民对他们个人以及对国家，都是痛苦较小的解决方案。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出走与世界大量有才华的人纷纷来中国创业，是逆向而行的。就在本周一，《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号召美国青年人“去中国”工作，原因是中国“有充裕的就业前景”，“有相当多自由”。
“出走”所代表的对中国“言论不自由”的宣判，还与中国舆论不断多元化的趋势相抵触。中国言论自由度的确仍有提高的空间，而且这样的拓展在不停发生着。批判者和自由主义作家是推动言论更自由的力量之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客观上做了“啄木鸟”。包括余杰早年的成功，都证明了中国不是严禁自由主义的铁幕。
然而一些人要求中国的创作环境一下子达到西方的标准，这是为难甚至刁难自己的祖国，是要求一个有无数紧迫任务的庞大国家，变成优先为少数知识精英服务的“文化自由小灶”。这是中国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上述现象还代表了少数知识精英的政治自私，他们对国家道路的好恶，出发点不是中国人民的整体福祉，而是他们自己的表达空间和他们对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当他们个人利益受到触犯时，他们就把个人的极端感受当作公众的感受进行宣扬，吸引各种力量帮他们与现行体制作斗争。
实际上，舆论多元化在逐渐培育中国社会新的理性，极端自由主义者要想立足越来越难，一旦他们受到限制，他们淡出公众视野的速度往往很快。由于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合法正当途径越来越多，“异见分子”享受的关注自然减少。这会造成一些人的失落感，反过来又促使他们变得更极端。
相信余杰等人“出走”西方后，能更贴近地观察他们崇尚的西方制度，体会中国与西方的同与不同。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文化碰撞会产生触电一般的力量。
希望他们不被过去的选择绑架，保持思考的开放，敢于求真求实，敢于做与以往不太一样的“出走者”。（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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