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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务工人员谭勇在贵州打工近两年，原本指望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结果为了工钱，被逼得爬上40米高的塔吊，足足待了68天，到现在问题也没得到彻底解决。（1月12日《青年时报》）
时至农历的年末岁尾，每一年的话题总是出奇的相似，而农民工讨薪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媒体的视线。就像务工人员谭勇所感慨的那样：国家那么重视农民工欠薪问题，但农民工讨薪之路为什么还是那么艰辛而又漫长？
社会公众和法学专家期盼的欠薪入刑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得以实现，但这把指向欠薪老板的利器，很少派上用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很多地方从保护本地经济的增长出发，对于领导挂牌的重点企业予以不合理的司法保护。对于涉及到该类企业的所有案件，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层层把关”。企业因为欠薪而受到刑事处罚，地方领导不会袖手旁观。
二是恶意欠薪罪门槛较高。刑法修正案（八）为恶意欠薪罪设置了三个前置条件。第一，要求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或者用转移财产、逃匿等非法手段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第二，要求欠薪数额较大。第三，必须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而用人主体拒不支付。但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欠薪数额没有达到较大的程度，但是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却很常见，这并没有纳入恶意欠薪罪的定罪标准中。另外，在劳动者求助于有关政府部门而遭遇行政不作为时，恶意欠薪罪的利剑就不可能发挥其作用。
自去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恶意欠薪罪的司法案例，仍然是媒体经常追逐报道的新闻。但在更大更广的现实层面上，恶意欠薪罪却屡屡成为“花瓶”，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个法律条文的实施，更为严重的是，关系到社会公众特别是农民工对于法治的信仰。务工人员谭勇宁愿在40米高的塔吊上生活68天，也不愿意通过行政或者司法途径解决问题，恐怕也是源于对法治的信仰危机。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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