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教化论”还是收回得好_新闻台

　　近日，在佛山两会南海区代表团的分组中，人大代表方明抛出了“刁民教化论”，她认为：“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而教化的手段就是要“开拓各种渠道对全体市民进行正面的舆论导向”。（1月10日《广州日报》）

　　有句话说，“世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身为教师的方明强调对“市民”的教化，想必遵循的也是类似的逻辑，就是希望像教育学生一样把每个市民教育成现代社会的文明人。本意不差，公民社会的长成的确离不开市民素质的提升。

　　但是，市民毕竟不是学生，更不是其所比喻的“孩子”，那么，即便承认市民的公民素养还有欠缺，是不是就可以真的把他们当做可以任意命令的乖乖子或“好学生”一样予以训诫呢？恐怕不行吧。如果此一立论成立，就意味着政府成了校长和家长，治下的百姓只能处于悉听尊便的从属地位。与现代政治伦理下的权力赋予原则——权为民所授相悖逆。

　　方老师认为“政府满足百姓不合理的要求就是溺爱，就会有更多人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言下之意是说“政府如果一味满足百姓诉求，就容易养出刁民”。这种担忧看似情理沛然，实则是个伪命题。

　　首先，正如哈贝马斯说“政府是没有权利的，只有公民才有权利”，政府只是公民让渡权利下的契约产物，它本身不具有任何人格上的权利。“民为贵，君为轻”，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才是权力的主体所在，或者他们才是主人。那么，没有人格权的政府怎么能评判百姓提出的要求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裁判的准绳不在政府，而在法理，法律的权威高于政府的权力。

　　于此言之，“市民对政府提出不合理要求”的假设前提是不成立的，因为只要市民有诉求，他就有权提出来，他自己没有事先审核自身诉求是否合理的义务和能力，这个时候他和政府之间就是法律正义下的两个平等对话者，是无理取闹还是确有冤情，审议的话语权不在政府而在法律。

　　其次，何为刁民，难道与权力意志不合就是刁民?比如，河南青年王帅在网上举报家乡征地黑幕，本是履行法律授予的监督检举权，却遭到老家警方的跨省追捕。对老家相关部门而言，他可能真的是刁民，但我们知道他不是，或者说至少不是贬义上的刁民。如果这算刁民，那那些反对PX项目纷纷在网上或街道上发出“抗议”声音的市民是不是也是刁民，那些遭遇肺尘病或钓鱼执法而愤而开胸验肺、断指名节的张海超、孙中界们是不是都是刁民？再或者说，是不是一旦我们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而正常渠道难以申诉情况下采取的非正式维权之举都是“刁民行径”呢？

　　刁民首先也是公民。“刁民论”的说辞里透着歧视的意味，其推论的前提就默认了公民有三六九等之分，有好坏良刁之分，戴的不过是权力本位的有色眼镜，以权力的视角来过滤民众。根本的价值观，其实跟“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让异质意见沉没的二元对立思维无异。

　　我觉得，在私权常遭侵蚀，而对应的维权通道又不十分通畅的当下，耽于“刁民教化论”更像是种自欺欺人的臆想，对日渐复苏的公民权利意识会构成隐性的话语打压，容易为打着维稳幌子践踏民权的“权力洁癖者”所利用。方老师还是收回得好。(王艳春)

　　(来源:国际在线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