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也会固化身份_新闻台

□社情观察

　　邓子庆

　　“农民工”、“外来工”等称谓带有一定歧视性的意味,珠海作为经济特区,具备率先取消这些称谓的条件,应该改称他们为“特区新市民”。本次“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蒋济舟建议将“农民工”、“外来工”等称谓改称“特区新市民”(1月9日《珠江晚报》)。

　　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曾说,“工农商学兵,是以职业来划分的,在这5个职业当中,哪有一生出来就是工人的?哪有一生出来就是商人的?唯独农民,一生出来就是农民,以后干什么就都是农民了。进城当了工人,还是农民工。”事实证明,农民已经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身份,代表特定的群体阶层和社会地位,而且这种身份地位还有被固化的趋势。

　　事实上,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虽已进城很久,早已脱离农业和土地,也不太可能再回到农村,但仍背着一个“农民工”、“外来工”等称谓,时时提示你的出身和背景。这无疑是不公平的、落后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改变“农民工”、“外来工”称谓确有必要,有助于剥离农民工的身份标签,把他们还原为城市普通劳动者、从事不同职业的公民,平等地纳入劳动和就业保障。

　　类似珠海市这类沿海城市,是外来务工者聚集城市之一,“农民工”、“外来工”已是该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适时取消“农民工”、“外来工”等带有一定歧视性的称谓,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随着“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外来工”走上舞台,与时俱进地调整各项政策,帮助他们融入企业、融入城市、防止将“农民工”、“外来工”身份固定化、标签化,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他们来到珠海,本来就是谋求身份的改变,称谓的改变是农民工身份转变的第一步,用“特区新市民”替代“农民工”、“外来工”,也更加体现出一个城市的包容度――如果说“外来工”有排外色彩,“新市民”无疑显出了一种欢迎的开明姿态。

　　当然,从更深层次意义讲,取消“农民工”、“外来工”等称谓还只是一个较为表面化的工作,更为关键的还是打破制度藩篱,切实保障“农民工”、“外来工”的合法权益。只有从法律制度层面和情感角度,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外来工”的身份问题,彻底消除对他们制度性的歧视,切实保障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的认同与包容,真正享受到城市发展与改革的成果,才是治根之策。

　　基于此,需要进一步探索建立“农民工”、“外来工”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等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真正融合；其最终目标和根本手段,就是实现权利平等,推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正如有专家所言,城市化不仅指农村人口从形式上转化为城市人口,更深刻的内涵是指生存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的城市化。当“农民工”、“外来工”真正拥有了与本地居民同样的社会待遇,其时,“农民工”、“外来工”这些称谓即使还存在,但也是“名存实亡”――“歧视性”必将逐渐淡化,直至消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