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官员电话的权力慎独徒具观赏性_新闻台

　　王艳

　　湖南省长沙市近日将千余名领导干部的联系方式，以7个整版的篇幅在当地媒体上进行统一公开发布。有人认为，这是长沙打造现代服务性政府切实服务于民的表现。但也有人认为，这不过只是一场哗众取宠的作秀。公布领导干部联系方式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作秀？(《法制日报》1月9日)

　　这几年，地方政府公开各单位领导干部手机号码，用来方便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以及引入群众监督的做法屡见不鲜。仇和就任昆明市委书记，就通过媒体公布了他和市长以及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而这一次，长沙市的做法更细致，不仅有领导干部的职位分工情况，而且有手机号码、办公室电话、办公地址等信息。

　　诚然，公开领导干部电话，老百姓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向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反映情况，提起诉求，民生“问题”肯定会得到重视并迅速地加以落实查处。同时，也可以增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和联系，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官民关系。但从程序的角度来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有事应该找“组织”――向政府职能部门举报或者反映，通过“组织”加以解决，弃“组织”而转向个人投诉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这样的便民举措实际上是在无形中弱化了组织职能而强调了权力个体的力量。

　　当然，公开官员电话的举措动机是积极而善意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公权力“慎独”的自律精神。但权力慎独毕竟是一种道德境界，是一种道德追求，作为权力自律和权力作风改进的内在道德要求并无不可，可要作为权力的日常“行为规范”，就有些虚无主义的味道了。说到底，这还是视“人治”胜于“法治”的意识形态在作祟。“人治情结”是法治社会的最大障碍――历史和事实证明，人的理性力量永远是有限的，只有依据制度、依据长期完善健全的法律规则，政府公权力才能合理履行职能。权力个体的道德力量不能弥补和取代组织、制度的力量，与制度监督监控下的权力规范相比，前者只会沦为形式。

　　事实上，这种“人治思维”占据主动的服务措施能否坚持下去并取得实效，也实在是令人存疑。让一位担负繁重领导事务的政府部门领导干部频频接听群众“来电”，短时间内或许还会勉力为之，时间一久恐怕就不胜其苦。不见得是不想了解群众疾苦，而实在是精力有限啊。而纵然是官员有足够的耐心和精力，要想给民众解决问题，还是得回过头来再走相关程序，这不是在提高工作效率，而是在无谓的消耗行政资源。久而久之，恐怕就算是领导不烦，群众都厌倦了。

　　因此，与其劳神费力地让官员当民生接线员，不如完善畅通程序和制度渠道，加强官民互动交流。公开官员电话的权力慎独徒具观赏性，不可靠意义也不大。(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

　　(来源:四川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