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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崇年
“农民工”、“外来工”等称谓带有一定歧视性的意味,珠海作为经济特区,具备率先取消这些称谓的条件,应该改称他们为“特区新市民”。本次“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蒋济舟建议在我市将“农民工”、“外来工”等称谓改称“特区新市民”。 (1月9日《珠江晚报》)
关于给农民工改称呼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多年前,社会上就有人提出这个想法。有人认为:给农民工改称呼是体现一种文明细节,是对农民工的尊重,笔者以为这是一种矫情。
我国有1.6亿多农民进城打工,过去他们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后来逐步习惯称其为“农民工”了。其实“农民工”这个称呼本没有什么身份歧视的含义在内,就像“军人”、“干部”、“教师”等称呼一样,大家只是身份不同而已。而身份本身不带有歧视性,在称呼上做文章没有必要。农民工们根本不在乎什么称呼。正如一些农民工所说:“改个再好听的称呼也改变不了我们的实际身份。欠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称呼我们为老‘祖宗’、‘上帝’又能怎样?”
诚然,对农民工的关注从充满良知的呼吁到可以触摸的关爱,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直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却没有真正享受到“国民待遇”。他们为城市的建设、发展默默无闻的奉献,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吃着粗食淡饭,住着矮小的工棚,辛辛苦苦挣得的血汗钱还要靠“跳楼讨薪”之类的过激手段来获取。从农民工诞生的那天起,他们就带着宿命的隐疾而成为弱势群体。
“农民工”这一称呼并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称呼怎么改,而是怎么消除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怎么妥善解决民工的“国民待遇”。作为一支推动中国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队伍,农民工们的权益保障已成为城市利益相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民工的接纳不应仅仅因为对其劳动力的需要,更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些用工限制、户籍歧视、子女入学筑起重重壁垒,从长远来看将令城市的发展之路堵塞。
亿万“农民工”的出现将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隔阂带来巨大的冲击,再沿袭原有的城乡分割的种种制度安排显然已不合时宜。关注农民工、善待农民工不是给他们一个好看的“名分”或一种好听的“称呼”,而是应给予他们公平的“国民待遇”。不仅要关注农民工的经济待遇,也要关注他们的政治待遇。诸如,为农民工建立起制度化的保障平台,建立与农民工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立法,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把从政策制度上的关爱化作一些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让他们享有和城里人一样的政治、经济待遇,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沐浴阳光。让他们的工资不再被拖欠、子女入学不再被另类,休息权等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这比改称呼更实惠,否则再好听的称呼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套用鲁迅的一句话:“如此许配给我一个好称呼,不妨现在就请我吃碗云吞面。”称呼别忙急着改,先把好事办实在。(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
(来源:四川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