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里的美国》：从“悲情”到“批判”的转身_新闻台

　　百余年来，中国作家对西方的书写，总有一种“悲情”隐含其间。这与百年来中国不断遭受西方凌辱的记忆有关。而《口袋里的美国》则不同。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我们可以讨论，但它在政治范畴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同时也改写或者终结了以往对西方书写的“悲情”历史。

　　主人公赵大卫是带着自己的历史进入美国的。他有顽强抗争的性格成长史，从少年、知青时代一直到大学，这种性格都不曾改变。他的人生经历和个人性格决定了他的生存能力，比如他到美国第一个落脚点金凤餐馆的经历，与美国黑人打交道、与同胞老板打交道等，总是有惊无险，游刃有余。他的性格成就了他，使他最终走进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因此，赵大卫没有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中主人公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犹疑、徘徊或不知所措的矛盾；也蜕去了《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夸大商业成功从而凯旋的肤浅炫耀。《口袋里的美国》最大的不同在于，赵大卫的成功或胜利，不仅是商业性的，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观、文化精神的胜利。

　　《口袋里的美国》的核心情节，是赵大卫被解雇。他的被解雇当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在法庭辩论中，美国律师丹尼尔说：“是什么原因导致赵大卫这样一位优秀的、杰出的雇员不但没有得到他应有的礼遇，相反却遭遇他不应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是一个亚裔，是一个中国人！导致这场悲剧的根本起因，就是种族歧视！”赵大卫最终获得了高额赔偿，美国修改了法律例案。但应该注意的是，这时赵大卫的身份已经是一个“美国人”，因此，斗争双方无论是谁胜利，都可以看作是美国的胜利。但是我们又应看到，创作这部小说的，一个是华裔美国作家，一个是中国本土作家，他们共同拥有中国文化的背景。因此，这是一次“中国人”共同书写的小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不联想到当下中国新的处境，或者说，今天的中国同《丛林下的冰河》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已大不相同，更不要说郁达夫的《沉沦》时代了。当年《沉沦》的主人公“祖国啊，你快强大起来吧”的呼唤，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虽然不再被欺凌，但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这时，国家的整体战略也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提高文化软实力，加强中国价值观对世界的影响。这些背景是《口袋里的美国》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乃至叙述话语的基础。离开了这个背景，就没有《口袋里的美国》，当然也就没有赵大卫的慷慨陈词和改变美国法律的神话。因此，《口袋里的美国》最终还要在政治的范畴内得到解释，这与文学批评最终都是政治的是同样的。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本书是一次充满了批判精神的写作。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那些社会上存在的有悖于公平、正义的事情，作者都给予了没有妥协的批判。这一点是很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