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秘密拘捕”还需更严格的制度设计_新闻台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二次审议。草案规定：“拘留后，应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把拘留原因和羁押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被拘留人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立即通知家属。”“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外，应把逮捕原因和羁押处所，在逮捕后24小时内，通知家属。”

　　与一审稿相比，修改后的二审稿在限制“秘密拘捕”上增加规定二条规定：一是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监视居住人、被拘留人的家属；二是在逮捕后，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一律通知家属。应当说，有了进步。但我认为还不够，限制“秘密拘捕”还需更严格制度设计。

　　采取强制措施因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及时通知家属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保障的重要一环。而“秘密拘捕”历来是法治的大敌，它让每个公民生活在“被失踪”、“秘密消失”的恐惧和不安中，极易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符合人权保障的法治原则。因此，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里，法律对“秘密拘捕”采取了最为严格的限制措施。

　　《修正案》虽然对逮捕通知家属作出更严格的规定，删除了“可能有碍侦查”的任意性解释条款，但这一条仅仅针对的是逮捕，而未涉及刑事拘留等。公安机关仍然可以把“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也作为“秘密拘留”的理由。这是否会导致“秘密拘捕”泛滥成灾？不得不防！

　　在所有的司法权力中，侦查机关的权力与普通人的关系最密切，也最容易导致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一旦“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成为公安部门“秘密拘捕”的理由，我们有什么措施和手段，来制约和限制“秘密拘捕权”不被非法滥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如果明明可以通知得到当事人家属，侦查机关却以“无法通知”为借口，行“秘密拘捕”之实，又怎么办？而“通知可能有碍侦查”更完全是一个主观判断，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这实际是把“秘密拘捕权”交到侦查机关的手上。侦查机关的权力本来就非常大，再赋予不受限制的“秘密拘捕权”，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如何保障？

　　反对断绝与外界接触的拘禁，是国际司法准则规定的被羁押者应享有的待遇。而刑诉法修改的方向应当是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突出对司法权特别是公安和检察权力的限制。因此，在这种修法的背景和趋势下，我认为“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不应成为侦查机关“秘密拘捕”的理由。就“无法通知”的规定而言，如果侦查机关确实通知不到当事人，也应当通知当事人所在地的派出所或村委会、居委会，否则职能部门就有失职之嫌。而“通知可能有碍侦查”则应当完全从“秘密拘捕”中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