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庆红，今年37岁，是重庆市彭水人，来温州打工十几年了。我只在电视上看过你，我想这辈子也没资格和你见面，可我有很多话想说。所以我写了一封信，但我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后来我想到了新闻，就托报社的记者捎上这封信。（ 1月5日 东方早报）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通过媒体的帮忙将一封书信“捎”到铁道部长的案头，这确实不失为一种创举，让农民工跟铁道部长有了可以对话的渠道，只是不知道铁道部对这封充满指责、抱怨甚至带着“国骂”的书信如何回复？

　　“为了省钱，黄庆红都是每隔一年回家一次，……我女儿今年6岁了，好久没见到，不知道有没有长高了，学会了几个字。”纵览书信，真是其情可悯。但是，身在异乡与亲人远隔的打工者又何止一个黄庆红呢。

　　一张小小的车票阻隔了他们回家的路，这样的悲愤对他们真是无以言表。“真想骂一声狗屁的铁道部！”这话听起来还真是解恨，可是我们在情绪之后是不是该冷静下来想想铁路购票之难的根源何在？

　　除了众所周知的铁路运能供求矛盾外，公路、民航等交通工具的缝节必涨难脱干系。正如黄庆红信中所言“火车票190元一张，汽车票560元一张”，这其中370元的差价让多少人对选择铁路出行趋之若鹜。

　　平常7折甚至3折促销的机票在春运中几乎只是一个梦想，所谓的公路交通运输的指导价也成为了公路涨价的理由。于是公路、民航联袂涨价产生了强大的“挤出效应”，往往让年关未至，在公路、民航波澜不惊的时候铁路已经高喊“吃不消”了。

　　所以，不要让回家之难的“罪责”让铁路或者网络售票来承担，网络售票确实起到了分流的作用，减小了窗口购买到车票的概率，但是铁路的运输的总数没有变。而且，铁道部近期调整了农民工团体票人数的下限，只要有10人就可以进行团体预订，这些细枝末节的变化铁道部可谓用心良苦。

　　如果农民工真要为回家难写一份信给铁道部长，我想在“主送”铁道部的时候也该“抄送”一封给交通部部长，毕竟满足农民工一票难求，其他的运输部门也该是责无旁贷。（胡建刚）

　　(来源:千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