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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购票并不是“政绩激进”的行为,相反是连年购票难倒逼之下姗姗来迟的补救措施。把脉民工网购车票难,先要分清主次。一项新生的制度必然要遇到方方面面的责难,即便是制度创新的受益方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不分清问题的主次,将网络购票视为剥夺民工的权利,削足适履的后果只能是制度和技术上的倒退。
由此,应当问责的是用人单位是否忽视对民工的网络技能培训,或者根本就是没有这一茬。应当问责的是所谓“文化下乡”、“科技下乡”是否流于形式?更加应该反思的是当下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的弊端是多么巨大,这样的经济结构需要的是只知道出死力的廉价劳动力,以至于排斥了最低层次的技术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