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万夏的戏剧性见面_新闻台

何小竹

　　与莽汉诗人的第一次见面都是有故事的，而这其中，要数与万夏的见面最具戏剧性。

　　１９８４年，李亚伟告诉我，万夏在成都筹办一本刊物，叫《现代诗》，让我给他寄点诗去。这样，我跟万夏就开始了通信。刊物后来出来了，叫《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我给万夏写信说，特别喜欢里面杨黎的《怪客》和周伦佑的《带猫头鹰的男人》。万夏把我的信给杨黎看，杨黎惊讶地说，何小竹是个女的咯嘛。万夏说，不可能哦。杨黎说，有书为证。

　　所谓“证据”，就是当年昆明的一本叫《滇池》的文学杂志，诗歌编辑米思奇从来稿中选了何小竹的一首诗，看着名字像女的，便将其编入“女诗人专辑”，专辑里有一位真正的女诗人叫李娟，是杨黎当时的女朋友，所以杨黎就看见了这期《滇池》，并将它作为“证据”提供给了万夏。

　　那以后，万夏写给涪陵歌舞团何小竹的信件便开始暧昧起来。这期间，恰逢李亚伟在涪陵，我把万夏的信给他看。亚伟笑翻了，然后阴险的说，别说破，整他龟儿子想入非非。

　　１９９４年冬，万夏以做君子兰生意的名义（实则是诗歌串联）从成都游走到东北，再到江南，最后于１９９５年夏天背着一大包各地朋友的诗稿来到了涪陵。涪陵是一座山城，房屋从江边依次延伸到山顶。离码头最近的住着从成都“嫁”到涪陵的诗人廖亦武，是万夏的老哥们。而我所在的歌舞团位于山城的顶端。万夏下了船，不去廖亦武家，而是背着行囊一路爬坡上坎直奔歌舞团。当时我感冒了，躺在床上。他用脚踹开我虚掩的房门，然后摘下墨镜说：“我，万夏。”我于是撑起身来有气无力地回答说：“我，何小竹。”

　　这事后来成为一个笑话被广为传播，而万夏说起这事，总是露出羞怯的表情：“就是龟儿子杨黎嘛，把老子误导了。”

　　假如当时涪陵歌舞团真有个女诗人，我想，她跟万夏是会发生一点浪漫故事的。万夏不仅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其外形也符合一般文艺女青年对“诗人”的想像：瘦高的身材，长而卷曲的头发，一双单眼皮的眼睛流露出略带忧郁和颓废的眼神，还会弹着吉他唱《星》以及“操哥，操哥，我就是个操哥”，加上“万夏”这个名字，也很有法国味。

　　晚上，亚伟、廖亦武等一帮人在我家吃饭喝酒，万夏递给了每人一张名片。那时，名片是个新鲜玩意儿，我也是生平第一次收到名片。万夏的名片正面印着“《现代诗》主编”的头衔，背面，则是他自己的一行诗：“君啊，我为你而沉沦”。

　　那个夏天，万夏一直呆在涪陵，参与编辑《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并用一根红绸带绑在头上，在接近四十度的酷热中，写出了他的长诗《枭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