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时捷少女”背后身份社会之忧_新闻台

　　近日媒体报道，广州乘坐保时捷跑车少女小吴停车救助路边晕倒妇人。小吴称自己在学校遭到同学“冷言冷语议论”，称其“晒富”、“做戏”等。小吴的父亲向媒体表示，小吴的奶奶曾因晕倒路边无人救助当场死亡，小吴最近因情绪低落不想上学。(12月29日《广州日报》)

　　开保时捷跑车的，如果见死不救，叫“为富不仁”；如果下车伸手，又似“惺惺作秀”。其实，问题不在于“人”做了什么，而在于“保时捷”已经被原罪化了。撕去“保时捷”的标签，救人少女就是个善良的邻家女孩。良善之心，温暖如斯。

　　现实中，小吴所遭遇的苦恼，不过是标签化判断之祸。在这个问题上，别管车是谁的，“保时捷”就是小吴的身份，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前置的“道德共识”———巨富救人，就是别有用心；巨贫救人，就是贫贱不移。那么，只要“保时捷”或者“拾荒老人”的身份一出现，别管是小吴还是陈贤妹，注定就有了抒情与反省的意味。如果小吴只是骑自行车的一个女孩，同样是救了这个晕倒的妇人，断不会成为举国皆知的大新闻。

　　标签化判断是群体心理认知上的病症，但这样的病症却不能不溯及身份社会的病因。豪车原罪固然是不对的，起码不是辩证的，但是为什么在民众的朴素逻辑里对“豪车”有着丝丝隐隐憎意的种子？有人说，这是国人仇富的劣根性使然。那么，“劣根”又出于何处？“君子爱财”是最正义的逻辑，问题是财富配置有没有遵循“取之有道”的法则？就本质而言，对“豪车”的仇富其实是个伪命题，民众仇恨的并不是财富，而是失衡或断裂的财富配置方式。只是普及标签化的常识，抑或只是告诫公众“回归事实”，大多是徒然的。只有当秩序与制度砸碎仇恨的种子，民众对公共事件的认知才会归于理性的轨道。

　　“保时捷少女”这个名词本身承载了太多框架化的元素，注定会衍生出一波波分裂的判词。与其说这是小吴的不幸，不如说是身份社会的纠结。

　　撕去“保时捷少女”的身份标签容易，撇开公众对身份社会的警觉很难。或者说，这样的“误读”未必全是一件坏事，起码它告诉我们：在这个未必完美的时代，还有更多需要美好起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