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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7日起在北京举行。温家宝指出，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12月28日新华社）
在我国，土地收益分配的矛盾集结点主要是农地转非的增值归属。目前，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增值归农”论，认为土地增值应归原土地所有者所有；二是“增值归公”论，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地价高涨，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所高涨的地价，应该归之大众。”三是“公私兼顾”论，即“充分补偿，剩余归公，支持全国”。
农地转非的土地增值收益应归谁所有？在我看来，这应该基于土地的价值贡献来分析。在农地转非过程中，主要存在三方主体：政府、公众和农民。政府贡献的是管理权、规划权和征收权，而公众贡献的则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外部收益，而农民贡献的则是农地的承包经营权、社会保障权和农地发展权。因此，第三种观点似乎更加合理些，即地价上涨是地租未来资本化的反映，理应由政府、公众和农民共同分享之。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利益驱动和强势地位，不但令公众难以从土地增值中获得收益，农民也一再成为输家。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们除了有利己的偏好外，还有“公平互惠”的动机，而这种动机是维持社会生态平衡的基本单元。
更重要的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不公也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说，“土地增值不能完全归农民，但是也不能完全归城里人，得找一个合适的比例分享、共赢。”不恰当的制度会导致无效率的产权，进一步阻碍经济发展，而制度合理性则有赖于社会广泛的“公平理性”。只有当利益主体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时，产权规则的行使才能更有效。显然，这一分享体制的核心正是公平、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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