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须严管“满城摄像头”_新闻台

　　12月28日，武汉市视频监控系统通过专家组验收，遍布全市的25万个视频监控探头正式启用。武汉主城区平均每平方公里的探头数目超过500个。记者在监控现场看到，“有的监控探头传输画面的清晰度，甚至达到了电视直播水平”。(

　　12月29日《武汉晚报》)

　　现代社会即风险社会，技术手段的进步，是提升公共管理效能、降低社会风险的催化剂。视频监控的优势无需赘言，譬如维护安全、服务民生等。正因如此，不少城市走上“技术依赖”路径，满城尽是摄像头。在北京，街头、广场、小区、商厦等已安装电子探头26.5万余个，而上海、深圳也有近20万个；此外，重庆将投入近200亿元用以推进应急联动防控体系，预计到2012年底将建成50万个视频镜头——这不仅是目前全国在建的最大的城市视频监控和应急联动系统，也是世界范围内自美国“9?11”以来最大的安全防控体系。尽管相关部门对监控数据的安全拍胸脯担保，但不少市民还是担忧私隐信息会被泄露。

　　这样的担心，应该算不上杞人忧天。在绵阳做钢铁生意的邓嘉林，因为一张在网络上疯传的高速公路超速取证照片，成为2011年8月份最引人瞩目的焦点人物，江湖人称“摸奶哥”——不过是一起超速事件，不幸的是，他那张被千兆网百万像素电子眼抓拍的高清照片于2011年

　　8月21日晚6时开始在微博上疯传，一天之内，被转发上万次。于是，高清摄像头成了隐私杀手。这样的事件并不是孤本，再往前是深圳，一个用来监控道路状况的摄像头，白天监控交通，凌晨“瞄准”居民楼，主要目标是女性居所——更恶劣的是，这个电子眼所拍下的视频在对外公开的深圳政府部门信息网上24小时“直播”……事实证明，不少职能部门监管摄像头的能力，要远远滞后于监控技术的层级。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是需要厘清的：其一，摄像头作为公共管理的工具，当遵循起码的程序正义，比如寻求被管理者的理解与支持、以听证等方式达成设立上的共识；其二，在具体安装与操作的过程中，当有严格的隐私保护措施，比如摄像头安装在何时何地、缜密界定信息的采集和浏览权限、明确滥用与泄密的罚则等，比如当公共区域发生了重特大刑事案件，如果监控环节却未记录犯罪画面，管理者必须承担相关责任。此类内容，当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确，比如在英国，相关法律就规定视频监控必须在至少

　　60米处就可以被公民看到。

　　早在几年前，法国国家信息技术与自由委员会公布的年度报告就指出，法国有走向“被监视的社会的危险”，这将严重威胁对个人信息和自由的保护。就我国的情况看，在隐私法缺位的现实语境下，如果不能审慎廓清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越来越多的摄像头很可能衍生新的权益冲突。对每个守法公民来说，摄像头固然无碍自由生活，但如何防范被滥用的风险仍是现实的法制命题。

　　(来源:中国江苏网)